安童去世、以及北元最终立铁穆耳为太子的消息，是在景炎十八年、也就是至元三十年的春季，被军情司传回到广州的。
礼部的陈宜中在小朝会上对此的评价是：“元主恐已时日无多，故于此时定储。但其不立子、而立孙，国中将来难免不会有事。”
他的话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
自军情司设立之后，行朝的众人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北元朝廷的人和事几乎一无所知。
忽必烈年岁已高，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
当初真金去世后，忽必烈一直没立太子，这原本就让朝廷的大佬们不解。因为在他们看来，储君之位不定，国本就不固。
现在忽必烈突然立储，对于这帮朝政的老手来说，立刻就得出了忽必烈已自知时间不多、不得不为之的结论。
他们自然还能从铁穆耳是真金的儿子这件事中，不难推测出忽必烈对他宠爱的真正原因。
实际上，当初真金的去世，已经让他们中的某些人，幸灾乐祸地联想到汉武帝曾经的太子刘据。
在这帮家伙的眼中，立储不立子、却立孙，难保朝廷在将来就没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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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忽必烈的这个做法，其实有很大可能影响了后世的朱元璋，所以朱元璋也传位给孙子建文帝朱允。
不过在这件事上，显然朱元璋身前没有处理好，结果导致了后来燕王朱棣的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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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中说话的时候，曾瞟了某人一眼。而其他人同样在点评了几句后，立刻就心照不宣地打住。
不同于北元，如今的大宋是：“圣上正春秋鼎盛。”皇子又年幼，此时大谈立储一事绝对不明智。
朝廷的大佬们均明白，这种事情，借机试探一下是可以的，假如纠缠过多，很有可能会引起“圣心不渝”。
但他们显然多虑了。
某人听了他们的评论后，也就点了点头，随即言道：“各位爱卿明鉴。北元颓势已现，大宋中兴可期，我们收复故土的日子怕是真的已经不远了。还望诸爱卿为此继续努力。”
在场的朝廷大佬们当即颔首，眼神中更有着一种期待。
陆秀夫则直接表态：“请陛下放心，臣等定将为此齐心协力。”
如果大宋真的在以后能收复故土，不仅是陆秀夫，就是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成为历史上的“中兴名臣”。甚至他们的画像，日后还会被放在所谓的云台之上，让后世的人们来瞻仰。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荣誉。
只有陈宜中的眼神很淡，因为原本他应该是“中兴名臣”之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竟然腆居末席。
东真的没有对于军情司传回的消息想太多，他其实非常明白，无论是安童的去世、还是忽必烈的突然立储，都是历史的一种惯性，不管自己是否存在都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他更清楚的另一点是：在这场争霸天下的游戏中，拖到了此时的自己，已经差不多将胜局收入了囊中。这是由于，即便没有蝴蝶来煽动翅膀，历史上的元代，在明年忽必烈去世之后，也日益走下坡路。
所以，如果说他对此有所关注，关注的也是后续的影响。
其实东在这场争霸天下的游戏中，就是一个作弊者。这个特点，是他对很多事能沉得住气的最重要原因。
比如说，宋、元双方自景炎十七年开始，在总体形势上已经攻守异势。但他就从没有去催促过身在前方的文天祥、张世杰、刘师勇等人，去抓住什么时机。
因为在了解点历史的他看来，只要大宋自己这个时候不出现问题，稳扎稳打，最后的结局基本上将被锁定。
也正是源于这种看法，他才会转而对安南之事变得关注，因为他从这件事中认识到，自己过去对大宋的西南地区还是有点忽视，那里实际上存在着隐忧，不是没有可能会影响到将来的大局。
他今日召集重臣，其实仍是为了包括安南在内的西南地区各国之事。
故此，他在陆秀夫开口之后，接着言道：“关于朝廷今后和西南诸藩国之间的关系，陈相和礼部除进行了细致地筹划，近来也一直在与各地的使节商议，现如今已有了一些初步的结果。今日请诸位爱卿前来，就是商议此事。礼部相关的文稿，还请诸位爱卿先过目。”
众人随即拿起了面前的文稿，细细地阅读起来。
待众人阅读完毕后，某人再度转向了陈宜中：“陈相，还请您就此事对大家进行一些解说。”
于是陈宜中再度慢条斯理地开了口：
“诸位当知，自朝廷收复云南以来，西南诸蕃已陆续遣来了贡使，但唯有安南先纳贡，后又袭掠广南西路各地。如此反复之徒，实为朝廷所难容。故此，经陛下授意，礼部准备与其它藩国之间，订立相关的国书。诸位手中的文稿，其内容即为其草案。”
……
陈宜中原本对所谓的“订立国书”很不以为然。因为他非常清楚，过去那些藩国前来大宋，既要“纳贡”，也要“上表”。只有当他们做到了这两点，朝廷才会给予相关地诏书和封赏。而所谓的“上表”，其实就是这时代的“国书”。
所以在他看来，某人所提出的要求，纯粹是多此一举。
并且于事实上，他也并不反对减少贡赐、甚至是取消贡赐。因为在这个时代，周边的地区就没有多少像样的东西能和大宋所产相媲美；何况大宋还能通过海外贸易获得很多所谓稀罕的东西。所以，不仅是他，原本就是许多朝廷的大臣，对所谓的贡品也没多少兴趣。
但陈宜中仍然与邓光荐等礼部的官员对这件事进行了细致的斟酌。
这首先就是，如今的礼部要有事做，以后才好争预算。如果他什么事都漠不关心，不要说别人，就是礼部里面都难保有人要参他个尸位素餐。
其次是他认为，自己正好可以借此事敲打一下某人。因为尽管朝廷可以减少、甚至是取消贡赐，但当藩国仍送来如同过去的贡礼时，朝廷还是应当予以回礼，否则何以显示天朝的气度？
古人都还知道：来而不往非礼也。堂堂大宋就更应该如此。某人在有些事情上还是过于偏激。
陈宜中的这个看法其实还真没有错。由于后世的缘故，东对历史上的朝贡制度，在认识上确实有点偏差，因为这个制度的成因其实很复杂。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原王朝都是这个星球上经济、文化最先进的地区，而且没有之一。就像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它留下来的古书，超过了所有其它地区之和。历朝历代散失的、被毁掉的还没有算在内。
这个事实，就让它很自然地一直成为了区域的中心。
所以，从汉代开始形成的朝贡制度，也就是其它地方的人来朝贡，并不能说全是为了贪图中原王朝的赏赐，而是还有着别人对中原的强大，以及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倾慕的成分在内。
这一点其实从后世中国传统文化给周边地区所留下来的影响就可以看出。事实上，正是在这种长期的交往中，中原的文化、科技、知识等，才大量传播到这些地方。
此外，这种朝贡关系的形成，对周边的一些地区来说，还意味着取得中原王朝对他们在当地统治的认可、甚至是庇护。这种认可和庇护，在某些时候，就成为地区的争夺中，能取得中原王朝帮助的必要条件。
比如历史上安南和占城，就属于这种情况。过去它们之间有多次的冲突，都是在大宋的谕示下止战的，而且双方都希望引大宋为外援。
因此，所谓朝贡制度，是这个时代以中原为核心、不同于其它地方一种比较独特的关系。
以陈宜中的经历和学识，他其实并不认为那个所谓的国书有多难。这是由于他最清楚，这个时候在云南的周围，除了安南这个名义上的大宋属地，还有占城、缅国、暹、罗斛、景迈（即八百媳妇）等地，但这些地方其实在宋人眼里，都是些蛮荒之地。和他们订立国书，本就是在抬举他们，又岂能会让他们拒绝？
而且老陈还清楚，这些地方原本并没有文字。除了一些僧侣为了学佛经，习得一些梵文，另一个用得比较多的，实际上就是汉字。因为过去的“上表”，必须用汉字，否则官家连看都看不懂，礼部的人也就算是白忙了。
故此，在他和礼部的筹划中，与西南地区各藩国的国书，就可以用汉文和梵文共同书写。
至于所谓的划界，老陈更是心知肚明，有贼配军们在前面大肆圈地，大宋根本在这件事上不会吃亏。
所以他和礼部的众人都认为，完成这件事并不是很难。
不过随后在与各地贡使的商议中，礼部也获知了两个新的情况：一是贡使们请求今后和大宋互市；二就是这些人全婉转地拒绝了使节的派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