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庆文听到这里，已被吓得浑身冒汗——别看崇祯皇帝年纪轻轻，半期事情来也往往显得十分急躁幼稚，但京师城内毕竟是他的主场，姬庆文一踏进京城九门，就已经被效忠于崇祯帝的无数双眼睛顶住了。
而姬庆文身边，不就有个崇祯皇帝安插的眼线——李元胤吗？有此人在自己身边暗暗地听墙角跟，皇帝知道自己同徐光启谈话的细节，那也就并不奇怪了。
想到这里，姬庆文已是不寒而栗，灵机一动，赶忙扯谎道：“唉！皇上，也不知是哪个耳背的，竟把臣同徐阁老之间的话给听岔了。我们说的不是什么‘姬党’，而是‘帝党’……我们的意思，是说臣子结党营私那是不对的，只有紧密团结在以皇上您身边，结成唯一的‘朋党’才是正确的政治立场。而这个‘朋党’，不就是‘帝党’吗？”
“姬党”和“帝党”还真是一字之差，读起来的口音也是十分相近，姬庆文这么解释倒也并无不可。
可崇祯皇帝性情多疑，对姬庆文这样的解释，他并不十分确信，眼睛一斜，问道：“哦？你能有这样的忠心？莫非是朕错怪了你了？”
温体仁刚才在姬庆文这里吃了亏，立即就摆出一副黑脸包公似的严肃神情，说道：“皇上，姬庆文分明是巧言令色。君子群而不党，姬庆文结交内阁重臣，经营私党，分明是小人之所为，不把皇上的教诲放在眼里。”
自打崇祯皇帝登基以后肃清阉党以来，东林党及第一批东林党徒的后人结成的“复社”便成了朝中最大的文官势力，而这股势力的领袖虽然是在野的钱谦益，但他们选定的朝廷里的代言人，却是内阁首辅周延儒。
因此作为最大朋党势力的首脑的周延儒大人，一听温体仁的这几句话，只觉得温体仁并不是在指责姬庆文，而是在指桑骂槐地责骂自己。
这个时候，周延儒作为内阁首辅大臣，不能有半点示弱，轻咳了两声，说道：“温大人，你未免也太过危言耸听了吧？我看徐大人和姬大人不过是随口玩笑而已，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若是像温大人你这样，字字句句锱铢必较，那岂不是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了吗？”
温体仁没想到周延儒的反击会来得这样迅速直接，反倒被骂得哑口无言，怔了半晌，才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也不过是给徐大人和姬大人提个醒，让他们防微杜渐，这又有
什么错？”
“哼！”周延儒立即抓住温体仁的话头，说道，“好么，原来温大人也知道这件事情本就落到一个‘无’字上，那你方才这般声色俱厉的指责，岂不是在无中生有、陷害忠良、莠言乱政吗？”
周延儒不愧是连中会员、状元，离“连中三元”的文官最高成就只差一步之遥的大人才。他这几句话，就好像将无数个大帽子，劈头盖脸往温体仁头上盖过来，让贵为内阁次辅的温体仁不知该接，还是该甩。
还是崇祯皇帝向着温体仁，轻咳了一声，说道：“周爱卿，你方才说温体仁是在危言耸听，可你这几句难道就不是了吗？温大人和你同朝为官，又同在内阁行走，有话你可以好好说，又何必这样呢？”
这就明显是在拉偏架了。一样是乱叩帽子乱说话，崇祯明显是拉着温体仁打压周延儒。
周延儒是个精明人，当然已经体会出崇祯皇帝的心意，可他心中虽然不服气，却也不能把皇帝怎么样，只能忍气吞声，说了一个“是”字。
姬庆文虽然不喜欢周延儒，然而在结党这件事情上，他却同周延儒站在同一战壕之内，便连忙过来打个圆场，道：“皇上且息怒。昨天夜里，臣确实同徐大人谈了许久。不过臣也有些自知之明，同徐阁老所谈的，也并不是什么朝廷大事，而只是一些科学技术问题。皇上要是不信，可以派人去徐阁老的府上取两本书过来，臣昨夜同徐阁老谈的就是这两本书里的内容……”
“哦？是吗？”崇祯帝有些怀疑地问道。
要是寻常皇帝，听到臣子这么说，便不再往下追究了。毕竟姬庆文已说得有凭有据，只要将那两本书取来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在欺君瞒上，像这样一下子就能揭穿的谎话，这些能当到位极人臣的人精们，是不会随便乱扯的。
可崇祯皇帝朱由检可不是寻常皇帝。
本着一颗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科学精神，崇祯皇帝招来一旁伺候的太监道：“你，这就去徐光启的府上，就说是徐阁老要取昨天晚上的两本书，要拿来献给朕，让他们管家去取。别的话一句不要乱说。朕给你一刻钟时间，去将这两本书拿过来，超过时间你便提头来见！”
那太监听了一惊，赶紧磕了个头，连滚带爬便跑了出去。
姬庆文没想到崇祯皇帝这么较真，只能言不由衷地夸奖道：“皇上，这世上
最怕‘认真’两个字。皇上办事这样‘认真’，给我们臣子做出了榜样。要是朝廷百官人人都像皇上这么认真，何愁朝政没有起色？何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
徐光启心里踏实，便也附和道：“姬大人说出了老臣想要说的话。皇上这样认真，别的不说，至少天下冤案能少了一大半，这也是社稷之福啊！”
周延儒在这件事上是站在姬庆文一边的，听姬庆文和徐光启说得胸有成竹，他自己心里也颇有了几分底气，微笑着侍立不语。
倒是温体仁不淡定起来，一颗心“噗通噗通”地乱跳，就好像被人在胸膛里塞上了一只不安分的青蛙。
为了排遣这样的忐忑心情，温体仁拿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派头来，开始同崇祯皇帝议论起国家大事来。
姬庆文在江南一隅，许久没有在朝廷中枢活动了，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便也竖起耳朵仔细地听。
原来自去年年底赶走满洲皇太极之后，朝廷用度变得更大，朝政越发难以支持。
首先是京师周边遭遇满洲鞑子践踏蹂躏之后，需要大量银两恢复原来的桥梁、道路、庄田，这么大的投资，仅靠乡里缙绅捐献是不够的，朝廷也需要大量拨款，支援地方建设。
其次是孙承宗这边，需要恢复关宁防线并要同时加强喜峰口一线的防务。这一部分需要大笔银子的供应，虽然有姬庆文的苏州织造衙门每年输送八十万两白银进京，却也只能解决一半的预算投入，朝廷在这部分，每年仍需投入白银八十万两以上。
以上可以算是人祸。
大明朝的天灾也是不少。
现在已是九月份了，陕西、山西那边的旱灾没有半点好转，眼看今年秋天西北就将颗粒无收，黄河以北其他地方的收成也不好。淮河流域则逢大涝，眼看已经成熟只待收割的水稻，被大水冲了个一干二净。因此大明朝上下，只有四川、江南的年景还可以，必须从这两处征调粮草来赈灾。
而运输也是需要成本的，从南方调集的粮食要送到北方去，又是一大笔投资。而且在征粮的过程中，也是极有学问——要是征得少了，就没法有效赈济灾民；要是征得多了，就会会让富庶地方的百姓活不下去，官逼 民反，破坏了这些地方的生产，反而得不偿失。
摆在崇祯皇帝面前的，是何等样的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