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难怪够感人的。——你现在干吗呢?"
"正呛水呢——市场经济之水。"我调侃。
"你够乐观的啊,折腾折腾也挺有意思。行了,我今天就说这些,本月内我会再和你联系。"她顿了一下,"忘了一件事,你能不能寄张照片来?"
"要这个干什么?"我纳闷了。
"很多作者投稿时都寄一张来,用来当作者简介。"
我心想这还八字没一撇呢,还是很高兴:"是不是那种做诗人或哲人状——以手托腮眼神迷离的?这样矫情的我可没有,逃犯状的倒有几张。"
"哈哈,那就更有意思了。"她笑,说,"记一个我的呼机号,邮寄后通知我一下,我很少坐班。"
逃犯状的毕竟羞于示人。我挑选了一张大学毕业照寄了过去。那是一寸黑白照,看起来颇有五四时期留学生风采。在我最自恋时,恬不知耻地觉得堪比少年周恩来青年汪精卫张少帅什么的。
不久晨歌来电,说如果五万块基本没问题,或者给版税,百分之八,首印两万,我大约能够拿到三万多,如果加印再另算。我装腔作势说考虑一下。
我就像捡了个大钱包的菜农一样,迫不及待地谋划这笔钱怎么花。那时候,虽然一部手机要六七千,但当地房价只要五百块一平米,如果卖他五万,正好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管他怎么办,住下来再说。即使按版税算,三万多也可以添点钱买一套大的或不添钱买一套小的。或者投入股市补仓自救,一旦解套立即出来,这绞肉机可把哥们儿弄痛了。
版税这玩意儿也挺好,涓涓溪流源源不断,没准我就可以像塞林格那样,靠一本书——退休啦。一切似乎好转起来,久违的阳光开始投射进我阴霾的胸腔,食物越来越有滋味,睡觉也越来越少了梦魇。我开始出门游荡,会见朋友,还第一次主动约了雪儿吃饭,以至于她在电话里说是外星人给她的电话。尽管我和她的关系始终无法确立起来,愈发成为没任何目的的好朋友,这样也挺好。
生活时刻处于失控状态。我回复答应版税条件后,晨歌非常抱歉地说,书稿终审时被盯上了。此人不在出版社工作,文化不高,级别也不高,却是他们的太上皇,拥有对任何稿件生杀予夺之权。我小心翼翼地问我犯什么事了,他说,你不太走运,他们送去书稿,那人恰恰看了我写局长进澡堂子洗桑拿的情节,嗅出了什么,责令枪毙此书稿。
我笑笑,小小处级局长,花几百块钱洗个澡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嘛。晨歌说,不在于多少钱,而在于你写的那种手法,觉得这干部太龌龊,引起联想了。我说改改吧,晨歌说改了就不好看啦,再说你改了这一段,他还会找出另一段,盯上了就麻烦了。我惊慌失措地问,那可如何是好。晨歌也叹气,过一段时间再试试吧,保持联系。
"过一段时间",这个中国式不确切说法基本等于没戏了。我陆续给一些出版社打电话,寻找可能性。给他们打电话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那时长途电话费一分钟一块钱。这还不算什么,常常是打过去,总机通了,一半时间没人接,一半是接了转分机,常忙音或掉线,这都要收费。再打,常常重蹈覆辙。即使分机接了,常常要么打错了,要么人不在。出版社不坐班,又重新来一回。你是新人,编辑的手机号码不给你,家里电话更别想拿到。好不容易找到你要找的人,三言两语又说不清。要是遇到一个热心编辑,就在电话里和你谈起来,一谈半小时是常有的事,别人不放电话,你就乖乖陪聊吧。
那几个月的话费单把我妈吓坏了,比生活费还贵呢。我赶紧去股市割肉卖掉少量股票,维持着那一段时间的生活。
我还必须额外弄点钱来。我牌技极差,屡战屡败。台球技术还行,就去台球室通宵达旦地和一帮社会闲散人员赌球,屡有斩获,也累个半死;遇到蛮不讲理耍横赖账的,还引起斗殴事件,我的眼镜就被打坏过一次,差点伤及眼睛。
我有些六神无主起来。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自费出书,这是我的底线,既出力又出钱还讨骂,跟TMD嫖客似的。我又不评职称,社会活动家不需要什么狗娘养的职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