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却是坚牢物，千古依栖在蒋山。
——张舜民
第一节？天折梁栋
数日来王安石总感觉心神不定，恍恍惚惚的。他盼望好友吕嘉问或者叶致远前来。但两位好友都没有出现，却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神宗皇帝宾天了。元丰八年（1085）的春末，神宗皇帝在三月戊戌（初五）日崩于福年殿，享年仅三十八岁。皇太子于灵前即位，并由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共同处理军国大政。
当然，高太后这时也长了一辈，升为太皇太后。多亏原来的曹太皇太后已于元丰年间死去，要不然的话，大概就轮不到高太后垂帘听政了。而且称呼也不好叫，大概就得称作太皇太太后了。
王安石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如五雷轰顶一般，脑袋“嗡”地一下子大了好几圈，立刻觉得天旋地转，热血上涌，眼前一阵金星冒过之后，便什么也看不见了。幸亏当时是坐在病榻之上，身子一晃悠，往后一仰，又躺在床上。
吴氏夫人见状，忙叫郎中来。服下一剂汤药，缓了一会儿，王安石才喘过这口气来。只见他老泪纵横，禁不住哭出声来。连叫：“圣上啊！圣上啊！你为何这么年轻就驾崩了呢？天啊！天啊！”
大哭一场后，王安石呼吸渐渐均匀下来，心情似乎也渐渐平复一些。他马上命人到报宁寺里请全寺的僧人念经，做法事，为神宗祈祷，超度亡灵。王安石又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写了两首《神宗皇帝挽词》道：
将圣由天纵，成能与鬼谋。聪明初四达，俊乂尽旁求。一变前无古，三登岁有秋。讴歌归子启，钦念禹功修。
城阙宫车转，山林隧路归。苍梧云未远，姑射露先晞。玉暗蛟龙蛰，金寒雁鹜飞。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
（卷四九）
王安石和神宗皇帝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君臣关系，还有心心相印的知己关系。这对君臣在变法大业上配合得相当好，没有神宗的决心和无比的信赖，王安石变法是绝对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取得如此大的社会效果；没有王安石的魄力和杰出的政治才能、经济才能、军事才能、广博的学识和人格的感召力，变法大业也是不可想象的。神宗和王安石二人缺一不可。前文提到的王安石的《浪淘沙令》一词就是感念神宗的知遇之恩而写的。
神宗的存亡，与王安石的荣辱紧密联系着，这一点或许王安石还不会太在乎，因为王安石本来对自己的名誉地位就不太在意，何况他已经是六十五岁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更深的意义则是神宗之死会影响到变法大业，而变法大业则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是王安石最关心也最担心的问题。为此，王安石时刻关注着朝廷的消息。
其实，尽管是退休之后，王安石对国家和朝廷也不可能完全忘怀，只不过是因为当时一直在实行新法，整个天下的形势也比较平稳，故他的心态比较平衡。但他那样性格的人，完全忘却天下大事是不可能的。
神宗死后，王安石对朝廷的消息更加关注。他预计到，新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新君年龄太小，朝廷实权掌握在太皇太后高氏手里，而神宗在世的时候太皇太后对新法就颇多不满，多次要求神宗废除新法。如今她亲自掌握了大权，又怎能不改动新法呢？新法将要受到冲击是一定的了，但冲击到什么程度还无法预测。因为这也是很复杂的问题，朝廷中的人事变动将会产生重要的作用。
神宗死时，王珪、蔡确为相，章惇为门下侍郎，共同扶立九岁的太子赵煦登基，军政大权都在变法派手里。也是老天不作美，神宗死后两个月，宰相王珪也跟着死去。这对变法派是个严重的损失。
五月，保守派领袖人物司马光进京入觐，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开始进入政坛。但此时蔡确为宰相，章惇为枢密使，军政大权主要还在变法派掌握中。七月，另一保守派的中坚分子吕公著进入朝廷，出任尚书左丞。保守派开始掌权。
这些人事变化都在王安石的预料之中。但王安石还有一点希望，感觉新法不应该马上遭到否定。因为孔子曾经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古训，一般士大夫都知道这一说法，也都遵守这一不成文而且没有法律效应的规矩。这是道德的约束，稍有修养的人都会顾忌这一古训的。无论是变法派的王珪、蔡确还是章惇，都不是没有主见的人，应当会坚持这一原则的。而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也会有所顾忌。如按照孔子这一古训实行的话，新法起码还要实行两年以上。
但王安石的这点希望也被现实击碎。司马光到朝廷后，提出全面废除新法恢复旧制，确实遭到当时执政的蔡确、章惇等人的抵制，其最主要的理由真的就是父死，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古训。但司马光却用“以母改子”的理由将其否定，于是便开始了对新法的全面清算。
七月，罢保甲法。
十一月，罢方田法。
十二月，罢保马法。
年后改年号为“元祐”。闰二月，起用吕大防、范纯仁等保守派大臣，变法派被全部赶出朝廷，保守派掌握了全部大权。
保守派一掌大权，马上就要对新法的最核心内容青苗法和免役法下手了。
第二节？双重的创伤
自从神宗死后，王安石的心便始终抑郁不开，有时莫名其妙便感觉烦躁。他知道新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当听说司马光“以母改子”的理论，蔡确和章惇都被赶出朝廷后，心情更加沉重。
七月，罢保甲法的消息传来，王安石内心焦灼，而天气仿佛也在不满，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这个小院，让人感觉被烤着一样。王安石的小院面积小，本来心情焦躁，再加上天气闷热，日光烤人，王安石感觉酷热难耐，便让两名仆人在屋檐前用松树、栎树的小树干支一个架子，上面用竹子依照一定的间距横着绑上，形成棚一样的样态，上面再搭些用芦苇编织的凉席，一个屋檐前延伸出去的凉棚就搭好了。王安石带有解嘲似的心情写作《秋热》一诗道：
火腾为虐不可摧，屋窄无所逃吾骸。织芦编竹继檐宇，架以松栎之条枚。岂惟宾至得清坐，因有余地苏陪台。愆阳陵秋更暴横，焮我欲作昆明灰。金流玉熠何足怪，鸟焚鱼烂为可哀。忆我少时亦值此，翛然但以书自埋。老衰奄奄气易夺，抚卷岂复能低徊。西风忽送中夜湿，六合一气窑新开。帘窗幕户便防冷，且恐霰雪相寻来。
（卷五）
前面说夏天的灼热如同火一样难以防范，屋子又窄小更是热得无处躲无处藏。于是才用松树、栎树的木头搭架子，上面用竹子和编织的芦苇席子来遮挡暴烈的阳光。不但来客人可以在阴凉下面歇息，而且自己的活动空间也大多了。想当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天气，但照样埋头读书，似乎没有太大的妨碍。但现在不行了，看来年龄不饶人啊！王安石的这种感慨只有过花甲之岁的人才能有深刻的体会。后四句说昨夜忽然起了秋风，又怕寒冷即将来临。
南宋学者李壁在这首诗下面注解说：“元丰末，公以前宰相奉祠，居处之陋乃至此，今之崇饰第宅者，视此得无愧乎？”
秋热可以忍耐过去，但朝廷中变更法度的消息不断传来。
十一月，罢方田法。
十二月，罢保马法。
王安石每次听到这种消息，对于精神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脑海中不断出现制定推行这些法令制度时的艰难，所遇到的种种阻力和自己遭受的种种非难，以及神宗皇帝犹疑徘徊的眼神。
为了排遣内心的忧郁和焦烦，王安石只能开卷读书，或者是饮酒麻醉。有时在地上来回踱步，自言自语，有时围着床转圈，默默无语。地方官吏当然理解他的心情，所以有关变更制度的诏书尽量不向他传达，或者尽量晚一些时间告诉他。亲戚朋友更是如此，因此王安石知道这些消息的时间总是比别人晚半拍。
李壁在王安石《新花》诗注中说：“田昼承君云：‘顷为金陵酒官，有荆公处老兵时来沽酒，必问公之动止，兵云：相公每日只在院中读书，时时以手抚床而叹，人莫测其意也。’”
田昼是北宋后期著名的刚直之士，与邹浩是好朋友，都是侠肝义胆的人物。他在金陵当管理酒业官吏的时候，对于王安石很关心，王安石经常派一个老兵来沽酒。宋朝的老兵实际是一种官差，够级别的官吏家中的男仆就是这种身份。老兵的话是可信的。“每日只在院中读书，时时以手抚床而叹，人莫测其意也。”我们可以想象出王安石当时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但王安石还抱有侥幸心理，他以为前面的几个新法很可能被司马光等人武断蛮横地再变回去，但青苗法和免役法利国便民，百姓欢迎，已经被几年的社会实践所证明，收到了非常理想的效果，且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将会成为流传千古的良法，无论谁当政也不能改变了。只要这两个新法能够继续实行，天下就不会出现大的骚动。
但王安石的想法错了，司马光一上台，就要尽废新法。元祐元年（1086）三月，他提出先废除青苗法，但因故暂时未废，是在王安石死后的八月废除的。接着就提出废除免役法。保守派中一些尊重现实的官吏如苏轼、范纯仁等都认为这两个法规已经为天下所认可，而且利国便民，坚决不同意废除。可司马光就是要一切恢复旧制，坚决要废除掉才肯罢休。苏东坡曾经气得连连说：“真是司马牛！真是司马牛！”实际上司马牛本来是孔子的学生，苏东坡这里利用名字的谐音气愤地指责司马光的过于执拗。后世都说王安石是“拗相公”，司马光之拗绝不在王安石之下。
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的圣旨一下达，各级官吏也都产生极为强烈的反应。很多地方官顶着不办，全天下产生很大的骚动。这时担任京兆府尹的蔡京，再次表现出看风使舵的本领。他态度积极，最先响应号召，只用五天就把免役法全部变了回去。
司马光大喜，对其重用。苏轼当时就尖锐地指出蔡京是个大奸人，将来必将败乱天下。司马光不听。后来果然如苏东坡指出的那样，蔡京反复无常，变乱天下，导君于奢，和徽宗同样成为断送北宋天下的历史罪人。
蔡京是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是王安石小女儿丈夫蔡卞的哥哥。王安石执政时，蔡京如一个小爬虫，献媚邀宠，但王安石眼光敏锐，看出他的轻浮和善变，因此一直不肯提拔重用他。司马光见他坚决支持自己变更法度，并且在京兆府首先推广开，大为欣赏和重用。
后来哲宗亲政，主张绍圣，章惇提出恢复免役法。蔡京则上蹿下跳，积极推行新的免役法，比当年恢复差役法还积极。
前文书提及王安石在给神宗皇帝《上五事书》中已经明确指出：“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三法有大利大害，得人为大利，不得人为大害，缓图为大利，紧急推行则为大害。这样，虽然是恢复新法，但不得其人，又不能循序渐进，都被王安石说中。在后期推行的新法中，免役法为害最重最烈。
蔡京是一○四七年生人，王安石执政时他已经接近三十岁，可是王安石当年便察觉到蔡京的轻浮和反复无常，故始终没有重用他，是司马光把他重视起来，后来徽宗昏庸，追求享乐，而蔡京迎合了徽宗的爱好，才会成为炙手可热势绝伦的权奸，成为“六贼之首”。
废除免役法的圣旨传到江宁府的时候，虽然晚几天，但还是传到了王安石的耳朵里。他听完后，连连摇头，很生气地说：“此法亦能罢乎？此法亦能罢乎？此法我和先帝反复研讨一年多，考虑甚为周详，措置极其精当。此法一罢，天下事尚可为乎？尚可为乎？”说罢，眼睛一闭，往床上一躺，只是微微摇头叹气，一句话也不再说，一口水也不想喝，一匙饭也不想吃，任凭吴夫人怎么劝，任凭谁说什么也不听。
王安石的大脑还非常清醒，他在设想免役法被废黜后恢复差役法即将发生的社会动荡，“衙前、里正”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将会重新出现，百姓又将陷入官府和富户的层层盘剥之中。他在蒙蒙眬眬中忽然发现神宗的身影在前面走，走得很快。他紧紧跟上去，只见云雾缭绕，再也见不到神宗的身影了……他忽然什么也不知道了。
忽然，他又清醒了，蒙蒙眬眬中仿佛看到司马光带领一大帮他不认识的人正在蛮横地拆毁他刚刚修建的大厦，那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大厦还没有最后竣工，还没有进行全面的装修，就被人强行拆毁，他的心血全部付诸东流，他终生建造的事业将毁于一旦，他感觉内心一阵阵剧痛……他忽然什么也不知道了。
忽然，他在模模糊糊中听到妻子吴氏的啜泣之声，也听到儿子王旁在自己的病床边守候着，还可以感知安礼、安上两个弟弟轻声说话的声音。他知道自己的亲人都在，他心里明白自己的大限到了，人生的苦难即将结束，不知怎么回事，曾子临终的话出现在他的脑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我知免夫！”
忽然，王安石感觉这是自己最后的感知，自己的一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于国家，对于万岁，对于亲人，他都尽心尽力了，他没有什么遗憾了，他可以这样离开了。但他依然对于人生有些许的留恋，于是他的两个外眼角溢出两颗晶莹的泪珠，缓缓往下移动，他轻轻地细细地呼出最后的一口气，轻轻闭上双眼，眉头微皱，表情呈现出有很多遗憾的平静。
这时，王安石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香气氤氲，色彩和谐，景色美丽，他身体轻飘飘的，向那个世界飘去，飘去，飘去……
就这样，一代伟人王安石在家中逝世。享年六十六岁。这一天是四月癸巳（初六）日，公历是公元一○八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天色阴沉，细雨霏霏，天在默默流泪。
第三节？身后荣辱
荆国公王安石逝世的丧表上报到朝廷，举朝震惊。正在病中的司马光听到后非常悲痛。想到自己和王安石一生的交往，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虽然政见是如此尖锐地对立，但对于王安石的学识人品道德文章，司马光还是十分倾服的。
如今，斯人已去，不可复见。由于司马光本人也在病中，不能到朝廷理事，便写信给主事的人吕公著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凑。败坏百度，以至于此。方今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虽然对变法之举百般诋毁，但对王安石的学识人格依旧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提出对王安石要优加厚礼，这也可看出司马光的君子风范。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关系举世尽知，他又是当时朝野向往的大名人，说话当然有分量，他的话起了一定的作用，朝廷对王安石之死所采用的礼仪和封赏是很优厚的。礼数周到，特赠太傅，而赠太傅的圣旨就是苏东坡执笔，对其评价很公允，非王荆公不足以当此文，非苏东坡难以成此文，这也是文坛一大幸事。全文曰：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故观文殿大学士守司空集禧观使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际，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谅告终之问，在予谅黯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於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是用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赠守太傅。
（苏轼《外制集》上卷）
这真是难得的文章。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关系是极其复杂有趣的，晚年的苏东坡对于王安石真心理解和敬佩，二人的关系在这时期可以说比苏东坡和司马光更亲密，因此这篇妙文更值得我们品味。
“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这是多么崇高的评价，出自苏东坡的笔下，绝没有阿谀逢迎的意味，而是对王安石人品学识才能的最高赞许。“希世之异人”，苏东坡在元丰七年（1084）去见王安石的时候，便说王安石是百年难得的人才。
“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是对王安石学问具有自己特色的高度评价，而得到神宗信任的程度也是“古今所无”，都是精炼准确到无以复加的词语。但他没有提及评价王安石的变法事业，突然笔锋一转，“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便写其弃功名如敝屣，坚决辞相归隐的高风亮节。这也是大有深意和苦衷的。
因为当时司马光正在全面否定新法，因此苏东坡无法下笔，怎样评价都不合适，故干脆不说更好。这里不涉及苏东坡对于新法的看法问题，而是当时政治形势下一种智慧的处理办法。
王安石的葬礼在家中简单举行。他的门人和学生有谁来参加葬礼没有记载，我们也不能妄说，但是他的两个弟弟都到了，夫人和儿子、女儿们应该都到场也是可以推知的。亲人们遵照王安石生前的意愿，把他埋葬在半山寺后面的一个土丘上。没有像样的墓室，没有墓志铭，也没有神道碑，只是一抔黄土拱起的一个坟包而已。但这样的葬礼倒符合王安石的性格，他本来就低调，不喜欢张扬。
京师的太学里，许多太学生自发组织起来，设立灵堂，对王安石举行悼念活动，恭执弟子之礼。国子司业黄隐对此不满，又提出要废除在太学中使用《三经新义》为教材，遭到许多太学生的抗议和吕陶的弹劾。
苏轼和黄庭坚等一些诗人都写诗悼念这位功高日月的荆国公。黄庭坚比王安石小二十多岁，只在王安石晚年时见过一面，而且他也属于所谓的元祐党人，但对王安石的学识人品佩服得五体投地，多次在诗文中抒发钦佩之情，于此可见王安石的人格魅力。
王安石的学生，著名大诗人陆游的爷爷陆佃写诗《丞相荆公挽歌词》深情悼念王安石道：
惯识无心有海鸥，行藏须向古人求。皋陶一死随神禹，孟子平生学圣丘。雕篹想陪清庙食，玉杯应从裕陵逰。遥瞻旧馆知难报，绛帐横经二十秋。
（《全宋诗》卷九〇八）
感情真挚，最后一句说自己跟从王安石学习二十年，虽然是举其整数而言，但也可以体会出陆佃以王安石为自己终生的老师。
王安石葬礼的冷清和后事的简陋使本不是王安石学生，甚至对变法还有一定看法但具有强烈正义感的张舜民都看不过去了，他写作四首绝句《哀王荆公》道：
门前无爵罢张罗，玄酒生刍亦不多。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
乡闾匍匐苟相哀，得路青云更肯来。若使风光解流转，莫将桃李等闲栽。
去来夫子本无情，奇字新经志不成。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
江水悠悠去不还，长悲事业典刑间。浮云却是坚牢物，千古依栖在蒋山。
第一首写其葬礼的冷清，反映人情的浇薄。门前根本没有麻雀，所以说“门可罗雀”都不可以，因为连麻雀都没有，何况人呢！是强烈的反衬手法。祭品的醴酒和牺牲果品也不多。在灵前痛哭的只有弟弟和亲人，在位当权时的那些门生故吏都应该作何感想？
第二首进一步说人情冷暖，如果在民间沉沦，是不会有人来同情你的。如果得路青云便会有人来追随和颂扬，因此不要轻易培养什么学生和门人。
第三首则更有讽刺意味。来去荣辱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不在意的，但所创作的《三经新义》和《字说》也被禁止而重新阐释儒学的志向没有成功。如今原本追随王安石跟从王安石学习的人，都避讳说自己是王安石的学生。连学生都不敢承认，何况其他？呜呼！呜呼！
最后一首说，王安石的事业以及光辉的人格是会永远流传的，那浮云永远环绕着钟山，依稀述说着王安石曾经的往事。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三记载：“王舒王墓在半山寺后。”是可信的。王安石退休后便没有离开他晚年生活的半山园。
第四节？元祐更化
王安石死后，司马光继续废除新法，八月，罢青苗法恢复常平仓法。王安石和神宗辛辛苦苦经过近十年时间创立，在天下推行近十几年并取得极大成功的新法，在神宗死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被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们全部葬送了。
王安石所建立的功绩在当时所存留的，只有恢复熙河几路、扩大国家版图这一点了。司马光对此也耿耿于怀，想要把王韶在王安石坚决支持和指导下苦心经营多年，用众多将士鲜血换来的河湟地区也完全放弃，拱手归还给西夏。
当他提出这一意向的时候，邢恕劝司马光说：“这可不是小事，有关国家的安危，应当征求访问一下边人。孙路久在西北，在河湟地区四年，他很有见解，人品也好。应当去问一问他。”
司马光觉得有理，派人去请孙路。孙路一听这个消息，连忙抱着地图就来了。见面后，指着地图对司马光说：“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条小路，熙州之北已经和西夏接壤。今自北关开辟土地一百八十里，濒临大河，筑兰州城，然后可以捍卫蔽护中原。如果将此地送给敌国，整个西北一道就都危险了。”
司马光看后，恍然大悟说：“多亏征求您的意见了，不然的话，几乎误了国家大事。”从此，再也不提把河湟归还西夏的事。幸亏司马光采纳了孙路的意见，否则，仅此一点，他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就知道，晚唐“牛李党争”中牛党的领袖人物牛僧孺，也是个朝野闻名的大人物。他在朝廷当政时，当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接受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之降，一切处置都很妥当。
可牛僧孺闹意气，从中进行阻挠，说服文宗下圣旨令李德裕把维州和悉怛谋都交还给吐蕃。李德裕没有办法，只能遵旨，造成唐朝的极大被动和损失。这给牛僧孺留下一个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遭到后世许多人的批评。司马光要返还河湟的做法，比牛僧孺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不仅仅是污点了，应该说是罪行，而且是永远的罪行。
同年九月，在王安石死后五个多月，司马光除了没把河湟地区还给西夏外，把整个新法和王安石执政时所建立的一切全都废除，尽行恢复旧制。他似乎也完成了一种夙愿，寿终正寝。
呜呼！司马光无论个人品质即私德多么高尚，但在公德在政治品格上是有严重问题的，他闹意气而处心积虑要把王安石执政时所实行的一切都废除，把王安石的历史作用都抹杀而不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和朝廷百姓的利益，犯了极大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罪行。我想，如果把司马光和王安石换位的话，王安石是不会这样干的。可《宋史》和许多史书却都歌颂司马光而贬低甚至诬蔑中伤王安石，真是令人憾恨，难怪梁启超说：“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司马光死后，保守派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派系斗争格外激烈，朝政日非。朝廷中分成三派，即所谓的“洛党”、“蜀党”和“朔党”。苏东坡等人对尽废新法和朝廷里的相互倾轧极为不满，主动要求外任。执政的梁焘等人制定出两个名单，一个是“蔡确亲党”四十七人，一个是“王安石亲党”三十人，要进行狠狠的打击和整治。
范纯仁反对如此大规模地排斥异己，容易伤着正人君子，而且以后对方上台，恐怕也会如法炮制而进行报复的。但高太后坚持蔡确有党，吕大防和刘挚也支持太后的意见，于是对所谓的“蔡确亲党”便进行残酷打击，全部清理。打击面太宽，不问是非善恶而只是从人际关系上进行划界，凡是政见稍有不同或与执政者有嫌隙者均被指为蔡确亲党。后来的新旧党争就是从这里开始激烈起来的。范纯仁因为反对这样做而被罢免宰相之职。
第五节？绍圣再变
五年后，高太皇太后死，哲宗亲政。哲宗认为奶奶执政这几年远远赶不上爸爸神宗和王安石那时的情况，于是提出要继承先皇的遗志，重新恢复新法。朝廷又来个大换血，元祐年间被打击的所谓蔡确亲党等人又被重新起用。一些投机分子钻进朝廷，名义上虽然是恢复新法，但具体执行起来与当初已经大相径庭。
后来哲宗死，历史上著名的昏君徽宗赵佶当上皇帝，这是个极其荒淫昏庸腐败的帝王，重用变色龙、大奸臣蔡京。这对君臣虽然仍旧打着新党的旗号，但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大腐败分子了。他们对元祐年间（1086—109）打击新党的大臣进行疯狂的报复，最后竟立什么“元祐党人碑”。
其实，“元祐党人碑”上的名字也不全是元祐年间执政的大臣，是蔡京任意确定的。他嫉恨谁就把谁的名字往上一写，就可以使此人及其子孙在当时都别指望翻身，恶毒残酷到了极点。
陆游的爷爷陆佃本来是王安石的学生，其政治倾向是属于变法派一边的，当初王安石对他也很信任。可他却榜上有名。更令人不解的是王珪和章惇二人，本来都是变法派的中坚分子，王珪在世时一直是宰相，所接替的是王安石之位，王安石退隐后，王珪在协助神宗继续推行新法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可他和章惇也被列入“元祐党人碑”的名单里。在绍圣五年（1098）九月的时候，朝廷还专门为他发了一道圣旨，把他的子侄们全部罢官。
徽宗和蔡京打着新党的旗号，肆无忌惮地对百姓进行盘剥。政治极度黑暗，天怒人怨，一些江湖好汉被逼上梁山，他们便“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了。国力大丧，不久就发生了“靖康”之耻，北宋灭亡。
正因为徽宗和蔡京打的是新党的旗帜，而后人又把王安石看成是建立新党的领袖，所以便把北宋灭亡的罪过推到了王安石的身上，甚至把他说成是集古今所有大奸之恶于一身的特大奸臣，真是荒唐到了极点，千古奇冤。有人说：“由言利而变法，由变法而绍述，由绍述而召乱。则宋家南渡，荆公有以致之也。”乍看似乎逻辑谨严，实则不值一驳。如果没有元祐毁坏新法，又怎么会有绍圣？天理昭彰，王荆公一生事业诗文尽在，只要能正视历史，功过自明。关于这一点，还是李来泰《荆公故宅》诗比较公允：
十年高卧此东峰，出处无端衅已丛。洛蜀党成终误国，熙丰法弊岂缘公。争墩已赋三山石，记里犹传九曜宫。漫向春风寻旧泽，史书功过亦濛濛。
王安石变法是后世争议颇大的问题，本书不想在这里进行考证论析，这是历史学家们的任务。但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即在某种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取得了成功。其主要表现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说明：一是当时的社会效果，一是以后的历史影响。
先说前者。两宋三百年间，只有在王安石变法的后期国力最强。整个国家经济繁荣，政治清平，文化教育事业昌盛，军队强大，对西北、东南、西南地区都有相当规模的开发。王安石退隐后，虽然在西北打了两次败仗，遭受很大损失，但并没有损伤国家的元气，整个朝廷的经济状况依然是非常良好的。而元丰后期的败仗王安石一丝一毫责任都没有。
神宗和王安石死后，当司马光要被重用时，基本上属于保守派成员的毕仲游曾给司马光写信，劝司马光不要急于废除新法，而应该加强节省各项开支，把国家经济搞得更好一些。如果迫不及待地废除新法，弄不好会使国家财力大丧，新法还会重新推行，将要误国误民。
毕仲游在信中说：“今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之钱粟，积于州县者，无虑数十百钜万。如一归地官，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可见当时的经济情况是非常好的，各种钱财统一收归地方财政的话，可以用二十年，这是多么可观的数字。国库封桩的钱更是充足丰富。
仅这几句话，就可以证明王安石变法在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方面获得的伟大成就。毕仲游是保守派阵营里的人，他的话不就更能说明问题吗？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是北宋乃至于两宋最繁荣强盛的时期，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不正是王安石变法成功的标志嘛！
再说后者，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所制定的一些新法虽然被司马光所废除，但几年后就被全部恢复。而有一些新法则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免役法就是如此。
邓广铭先生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中对于这一点有个精彩的比喻，先获我心，今原文引用之：“我认为，绝对不应把司马光的推翻新法，认为是新法的失败。正如一位建筑师经过长期的研究思考，设计建造了大面积的庭院房舍，虽还未必可称之为美轮美奂，然而已可供广大人民安居乐业之用，却不幸有仇人冤家突然到来，只为发泄其怨怒之气，便不问缘由，一律将其拆除推倒，这怎能算是建筑师设计与施工的失 败呢？”①[①《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八章。
]
至于北宋由于新党执政而灭亡，那是因为徽宗和蔡京这对昏君奸臣执政的缘故，与新法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与王安石更没有丝毫的关系。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是人制而不是法制，所以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都是人的关系而不是法的关系。犹如很多人将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备受欺凌的耻辱，归结为儒学误国，这是最大的荒谬之说。南宋理宗表面推尊儒学，而那帮执政大臣多是欺世盗名的大奸大慝，诸如贾似道之流，全身都是欺骗的细胞，哪有一点儒家学者的基因？故中国的亡国时代都不是真正的儒家学者或者真正的知识分子掌权，与学术思想没有什么关系。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少见的杰出人物，他不但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和组织能力，而且有极高的艺术天赋，除其诗文被后世所公认外，他的词和书法也有相当高的造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