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难道你们会变戏法二机部的几个核工厂,数兰州铀浓缩厂最为关键。兰州北郊,黄河岸边,依山傍河而建的巨大厂房,大约有一百米宽,一公里长,十几米高,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1960年前后,这样规模的厂房,在全国恐怕都很少有。2007年,笔者前去参观时,虽然这个厂房已经停用,但他的规模和气势仍然让我们称奇。
苏联领导集团撕毁协议的迹象显露出来后,聂荣臻和二机部首先想到的就是兰州铀浓缩厂。这个厂的设备——几千台扩散机——全部依赖苏联进口,虽然它能提供的,是它淘汰下来的旧设备,但是,如果因为中苏关系破裂而影响到这些设备进入中国,那么,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无疑就会搁浅,因为即便你完成了原子弹的设计,但如果你拿不出核燃料——铀-235,原子弹就不是原子弹,只是普通的炸弹。
1960年春天,巨大的厂房竣工了。房子盖好后,就等苏联方面把几千台设备运来安装了。
当时,在这座工厂工作的苏联专家,将近50名,负责人叫哈里东诺夫,他曾担任过苏联乌拉尔铀浓缩厂总工程师,对中国人十分友好。他曾对厂长王介福、副厂长王中蕃一再说过,如果厂里需要,他做医生的妻子可以到厂里的医院来,为职工看病,不要任何报酬。较长一段时间里,以哈里东诺夫为首的苏联专家,和厂里的中国同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以至于现在厂里的老人谈起这些苏联专家,说,他们绝大多数对我们太好了。
但是,哈里东诺夫也有一个特点：这人太认真,尤其是工程质量方面,十分认真,一点都不含糊,一点都不能通融。
厂房一建好,王介福和王中蕃就去找哈里东诺夫,请他赶紧和国内联系,把设备运来。哈里东诺夫异常认真地摇着头：“不行,厂房清洁度达不到安装机器的要求。”
王介福说,我们已经打扫过了。
哈里东诺夫两手一摊：“扩散机是非常敏感的设备,有一点灰尘埃都不行,人在里面工作都要换衣服、戴鞋套,戴头套。你们必须让它达到标准,我才能让我的设备运过来。”
王介福问：“我们马上干。要达到您说的洁净度标准,您看需要多长时间？”
哈里东诺夫竖起一根指头：“至少一个月！”
王介福电话请示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袁成隆说,一个月太长了,必须尽快让他把设备运来,越快越好,再耽误,谁知道会出什么意外？
王介福就又去见哈里东诺夫,说：“总顾问同志,不就是打扫个卫生吗,还要一个月？最多一个星期。”
哈里东诺夫摇摇头,说：“哈拉少,你吹牛！”
王介福说：“一个星期我都多说了。三天！三天后你来看！”
哈里东诺夫笑得更欢了,怎么也不信。他和其他苏联专家住在兰州专家招待所,王介福让他们回去等着。
王介福回来一说,厂领导也都觉得不可能。这么大的厂房,一看就让人头疼,靠几百个工人,三天干完,做梦去吧！王介福说,这个东西人人会干,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发动起来,不吃不喝不睡觉,三天也得干完！结果,全厂大动员,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到上一年级的小学生,甚至腆着大肚子的孕妇,几千人,全都动起来了,人们提着铁桶,拿着拖布、脸盆、抹布、小铲子,涌进了那个巨大的厂房里……
那三天像打仗一样,整个厂房灯火通明,人们轮班吃饭、睡觉、干活,抹布不够用,有人当场脱下衣服撕成抹布,蘸上水就擦,凡是够得到的地方,统统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三天后,王介福把哈里东诺夫请了来,哈里东诺夫戴上白手套,把他认为是死角的地方摸了一个遍,他相信了,说：“哈拉少,合格了,而且超过了我的标准。”
众人都舒了一口气。
哈里东诺夫愣一阵,对王介福说：“但我还是不理解。难道你们会变戏法？这个在我们那里,至少一个多月的工程量,你怎么用三天干完了？你的方法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王介福想了想,就说：“很简单。”
问：“简单？简单是什么东西？”
王介福说：“大跃进。**思想和群众运动一结合,就成功了。”
哈里东诺夫似懂非懂的笑了。当天他就签了字,第二天就派人到满洲里催要设备。不多久,几千台设备运来了。消息传到北京,宋任穷、刘杰、钱三强总算松了一口气。
34．你们不能刁难人按照中苏双方的协定,导弹发射场建好后,由中方从苏联购买一枚P—2导弹,进行首次发射,用于检验发射、跟踪、测试和弹着区数据处理等技术,并为即将出厂的第一批仿制导弹做试验准备。1960年4月,导弹运抵发射场,一切准备有条不紊,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签字,批准发射。
预定的发射日期一天天迫近,这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苏联方面突然提出：“中国购买的用于发射训练的导弹,须经苏联国防部长同意,才能进行发射试验。”
没办法,聂荣臻只好给苏联国防部长写信,对方回信,同意了。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发射导弹必须使用苏联所产的燃料。
P—2导弹使用的燃料是液氧。此时,中国已有能力生产合格的液氧。为了能尽快试射导弹,只能满足苏联的附加条件,向苏联订购液氧,要求苏联的第一批液氧于5月下旬,第二批于6月上旬运抵基地。然而,苏方却制造种种借口,一拖再拖,最后答应7月份运抵中国。
6月底,李福泽命令基地工程部,派人前往东北边境小镇绥芬河,准备接收苏联提供的液氧。
方平那时是基地特种燃料站的技术员,他们10个人到达绥芬河后,天天到车站上去等,一列列火车驶过,一个月过去了,心急如焚的他们没有等到运送液氧的槽车,等来的却是基地发来的密码电报：“苏联国防部已电告我国防部,因西伯利亚液氧厂发生不可抗拒的事故,不能履行合同。”
事情报到聂荣臻那里,聂荣臻指示：绥芬河接货的车,立即去吉林102厂,也就是吉林化肥厂,装运中国自己生产的液氧。按照国防部的要求,102厂立即启动了生产线。该厂经过5天苦战,如期完成了32吨液氧的生产任务。方平他们押着液氧槽车,昼夜兼程,往基地赶。液氧差不多有零下一、二百度,大夏天的,槽车周围结了很厚的冰,方平他们在车厢里得穿着羊皮大衣,冻得说话都嗑巴。可是他们心里高兴,盼着回去打导弹呢。
回到基地,苏联燃料专家斯切潘诺夫带人做了化验,结果表明,中国生产的液氧完全符合导弹加注使用的技术指标。李福泽拿着这个化验报告,激动地去找第一试验部的苏联专家组长契尔科夫,希望他批准加注燃料。
谁知,契尔科夫根本不看李福泽递过来的报告单,说：“你们的液氧有杂质,不合格。”
李福泽说：“这是你们的专家化验出来的结果,没任何问题！”
“那……你们不具备化验条件,化验结果不能成立！”契尔科夫停了停又说,这是你们中国第一次搞发射,来不得半点马虎,弄不好要死人的！苏联第一次发射导弹时,操作手很紧张,都尿了裤子。
李福泽气得哆嗦：“你们吓得尿裤子,和我们的燃料是两回事！你们不能刁难人！”
在李福泽的强烈要求下,连孙继先都出了面,契尔科夫才答应,到燃料站,当着他的面重新化验。结果,仍然是合格。孙继先说：“既然是合格的,那就加注吧。”
契尔科夫表示,他回去请示一下再定。很快他回话说,还是不行,因为：“在苏联,生产导弹燃料都有专门的工厂,而你们的液氧却是一个化肥厂生产的,所以不能用。”
孙继先气得脸都白了：“你管哪儿生产的,只要合格就应该用！”
李福泽吼道：“我们就用这个打导弹,请你们参加。”
契尔科夫说：“我们不参加,你们自己打吧,我们根本不负责。”
契尔科夫扭头走了。方平问站在一边的斯切潘诺夫：“液氧明明合格,你是知道的,为啥不让用？”斯切潘诺夫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说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也扭头走了。
由于发射导弹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手中,所以,这枚导弹一直无法发射。而液氧的自然蒸发量很大,每天要损耗掉约500公斤,到后来只剩下了十几吨,已不能满足发射导弹的需要。到最后,方平他们只好将剩余的液氧全部倾倒在戈壁滩上。这令人愤慨的一幕,他们一辈子都无法忘却。而这时,中苏两国的关系,也到了彻底破裂的边缘。人们明白了,指望别人的施舍来铸造护国的盾牌,从来就不可能。
35．铀浓缩厂是重中之重兰州铀浓缩厂。设备虽然运来了,但几千台设备,要连接成几公里长的生产线,而且一点差错还不能出,仍然是一项让人头疼的任务。因此,二机部仍然把兰州铀浓缩厂当成重中之重。
副部长袁成隆从北京赶到那里。后来,袁成隆回忆说,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得想办法做做他们的工作,挤出点儿东西来。就算挤不出来,我们也要做好团结他们的工作。我去铀浓缩厂蹲点,跟厂领导王介福、王中蕃等人一起研究决定,别怕花钱,可以买点礼物啊什么的,要对人家友好。我们跟苏联专家座谈,说你们帮助我们,很感激你们,很惋惜的一点就是你们要走了的话,我们的事业怎么办？这肯定要受影响了。我们的诚挚打动了专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愿意帮助我们,尽量帮我们把事情完成。
厂长王介福一直以来,和以哈里东诺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相处得很好。王介福身体特别健壮,一顿能吃二斤半牛羊肉,能喝酒,头上常年戴一顶回民小帽,脚上穿一双磨秃了头的黑皮鞋,整天在厂房里转,新来的人常把他当成食堂的伙计,可一到正式场合,他就把自己打扮成外交官一样,衣冠整齐,干干净净。他曾担任过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外交官,是政务参赞。浓缩厂是中央的厂子,但王介福和省里市里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在饿肚子的年代,他经常能搞到一些特殊商品,供苏联专家享用。他常说,苏联专家是咱们请来的,是咱的老师,一定好好待人家。王介福的真诚让哈里东诺夫等专家十分感动,他们也就打心眼里愿意帮助中国,一心一意想把生产线连接好。经过一番苦战,终于抢在苏联撤专家前,把设备安装得差不多了。
即使把几千台设备安装好了,也还不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把这些设备启动起来。分几批启动,怎么启动,何时启动,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经过复杂的计算,稍有差错,就拿不到合格的铀-235,弄不好还有巨大的危险,核燃料如此出了问题,不仅造不出原子弹,还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时间越来越紧迫。苏联撤专家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王介福、王中蕃带领王成孝等一批技术人员,整天跟着哈里东诺夫,希望跟他多学一点。启动设备,需要很多的前提条件,即使再抓紧,也不可能在近期内启动。谁都清楚,苏联专家一走,要想启动,困难就大了。王中蕃有一天对哈里东诺夫说：“你们一走,我们很困难。”哈里东诺夫那时可能没想到中苏关系会糟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说：“没有关系,我从头至尾告诉你们怎么做。假如我走了你们还不会,可以写信给我,我会告诉你们。”
果然,不幸的事情很快发生了,由于哈里东诺夫是个关键人物,苏联方面通知他,提前回国。王中蕃回忆说,他们催他走,可我们实在想留他,哪怕多留一天。苏联的飞机停在兰州机场,要带他走,我们就想办法把飞机一个轮子弄出来一点毛病,又延长了一天,他又多给我们讲了一些有用的东西。王中蕃又说,哈里东诺夫是一个好人啊,对我们太好了。但也有坏的,有一个专家最坏,简直是个特务,硬逼着把材料运走了。
由于铀浓缩厂是个关键地方,苏联驻厂专家走得早,走得急,是在苏联宣布大规模召回专家前,就突然离开的。有些专家想不通,认为搞个半拉子就走,没把事业完成,心里不安宁。有些专家还难过得流了泪。有的说：“等两国关系好了,我们再回来,帮你们把这个事情做完。”他们按照上头的要求,迅速整理完资料,焚烧了保密本,恋恋不舍地走了。
后来的历史再也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苏联专家离开兰州铀浓缩厂的时候,几千台设备基本上连接起来了,但还需要进一步检查、调整。此时,离它们启动,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36．“毁灭性的打击”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宣布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1390名专家和顾问,并于9月1日前全部离境。同时单方面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终止343项专家合同和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并要中国归还在朝鲜战争期间购买苏联武器装备所欠下的350亿元债务。
事实上,苏联的照会未到之前,撤专家就已悄悄开始。核武器研究院的苏联专家为数最少,走得最早,6月上旬,“哑巴和尚”列捷耶夫等人就借口回国避暑离开了。7月6号,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