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真是个好场子张蕴钰在敦煌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精干队伍,带了8辆车,携带了可用10天的各类物资和一部电台,带着一张沙俄测绘出的新疆地形图,于1958年12月24日晨,顶着漫天风沙,经玉门关向西而去,一头扎进了罗布泊。
这是一片千古死寂的茫茫荒原,没有人烟,没有生命,只有海Lang般连绵起伏的沙丘,寸草不生的砾漠,千姿百态的雅丹地貌,清冷沉寂的古老废墟……在这片荒漠的中心地带,便是消失了两千多年的楼兰王国的遗迹。近代西方探险家来过这里后,发出了这样的悲叹：“可怕！这里不是生物所能插足的地方,而是死亡的大海,可怕的死亡之海！”
小分队摸索着前进,在死亡之海的边缘穿过,到达孔雀河边。这一天,他们逆河而上,又向西行进了一百多公里,通过目测,可以看出这一片戈壁地域开阔,比较平坦,他们选了一个点做中心,然后以此分东南、东北、西北、西南方向踏勘地形地貌和水源土质。往远处看,北部的天山博格达峰和南部的阿尔金山都很高大,海拔在5000米以上,像两道巨大的自然屏风,东部为土山和丘陵,再向南是一往无际的沙漠。这个区域内有流水不断的孔雀河,水资源比较丰富,并且方圆三百公里内没有人烟。把这里作为核试验场,算得上是天造地设。
1958年12月28日,勘察小分队在罗布泊西北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打下了第一根木桩。后来,这附近就做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
小分队几经周折到达鄯善,张蕴钰马不停蹄回北京汇报。1959年1月下旬,张蕴钰陪同万毅和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乘飞机到达新选场区进行空中视察。从飞机上往下看,孔雀河至北山60余公里,东西长约100公里,地势平坦,海拔1000米,地质条件较好,这里长年风向是西风,下风方向,东至敦煌420公里之间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还未发现有价值的矿藏。在西南方向,有一个叫铁干里克的村庄,但也在120公里之外。万毅中将忍不住说：“真是个好场子。”
春节过后,苏联专家加入进来,进一步进行勘察,做施工前的准备工作。有一个叫库巴的苏军大尉,因为在戈壁滩上住帐篷睡地铺,嫌生活困难,整天拉着脸,不高兴。我们的人给他找来一**丝床,他还是不满意,说你们陈司令（陈士榘）来了,你们能让他住大帐篷吗？
有一天深夜,别人都睡了,来了四五个将军,有上将、中将、少将,他们也都睡地铺,把稻草往地上一铺,躺下就睡了。天不亮就又走了。库巴大尉起床后,问翻译,夜里来了什么人？翻译告诉他,陈司令来了,万毅部长、常勇政委、张蕴钰司令等人,也都睡地上。到了第二天夜里,将军们又来大帐篷里过夜,库巴大尉一夜没睡好,不敢起来小便,早上憋坏了。问他为什么？他说,哎呀我出脚要从上将的头上跨过去,我哪敢啊。到这时,他才知道,让他睡钢丝床,确实已经是特殊照顾了,从那以后,他不再抱怨。
1959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张蕴钰带领创业者们从罗布泊地区来到博斯腾湖,大片清澈的湖水令疲惫不堪的人们精神百增,他们扑到湖边,尽兴地喝,又把自己洗了个干干净净。张志善往北京起草了一份电报,电文中有这样几句话：“这里土地肥沃,能种菜、种粮,这里水源充足,水是甜的,还带有点香味。”
刚担任新成立的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万毅,看到电报哈哈大笑：“水还带香味！他们都成了诗人了！”
离湖区不远的一片平坦的土地上,有一丛丛美丽的小花朵迎风摇摆,当地人说,这种花儿叫马兰花。张蕴钰随即兴之所至,把核试验基地的生活区,命名为“马兰”。
从那以后,马兰就成为核试验基地的一个代称。人们一说马兰,就是指核试验基地。
1959年6月13日,总参谋部正式下文,批准原子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这一天后来成为基地成立的纪念日。
基地第一次党委会是在马兰的一个地窖中召开的。开会那天,地窖门口的屋檐下,有一窝小燕子正在破壳。一大早,张蕴钰就叮嘱来开会的人：“脚步轻点,嗓门小点,别惊扰了燕子。”
许多年后,张蕴钰仍然记得那窝小燕子破壳而出的情形,他喃喃地说：“戈壁滩上,这些小生命,多不容易呀……”
20．导弹研制要“爬楼梯”
195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导弹研究院政委刘有光把六室主任任新民叫到办公室,让他带几个技术人员和工人到满洲里去,负责接收苏联援助的P-2导弹样品。这是国防新技术协定里注明的,苏联援助中国两枚P-2导弹和全部的技术资料。刘有光特意叮嘱任新民：“这次任务事关我们和苏联两国的军事机密,到死也不能告诉无关人员。”又说：“到达满洲里以前,随行的其它技术人员暂时也不要告诉他们。”
任新民郑重地点点头。他和参加这次任务的全体人员都严格执行了这个承诺,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航天技术发展已公开对外报道,人们方知当年神秘的满洲里之行,是去接回苏联的导弹。
经历了天寒地冻的几个昼夜,他们终于在满洲里的边境线上,等来了苏联方面的专列。由于苏联铁路是宽轨,中国铁路是窄轨,双方车辆需要调换车皮,为了保密,这项工作必须在深夜进行。任新民和同事们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配合苏军士兵进行装卸,然后,在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护卫下,导弹专列平安驶抵位于北京南郊长辛店的一分院。当时一分院只有一幢四层楼房,挡不住这枚近18米高的导弹,同样为了保密,在导弹的四周搭起一个大席棚,把导弹围在当中,不让人看见。
P-2导弹是苏联在仿制德国V—2导弹的基础上改进的地对地导弹,射程约590公里,导弹全长17.7米,最大直径1.65米,起飞重量20.5吨,火箭发动机采用液氧和酒精作推进剂,推力为370吨。苏联当时最先进的导弹是P-12,尽管P-2已经大大落后,但中国仍然视为宝贝。拉回厂里后,除了少数人可以接近外,绝大多数人不许靠近。北京军区的几个将军来找聂荣臻,他们都是聂的老部下,提出要看看导弹,聂荣臻不同意,他们赖在家里不走,并且说,我们都是军以上领导,绝对不会泄密。最终聂荣臻也没有同意。
钱学森带领导弹研究院全体技术人员,消化吸收P-2。这时候,导弹研究院已经初步建立起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发动机、弹体结构、推进剂、控制系统等10个研究室,由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庄逢甘、梁思礼等科技专家领衔。几个月后,苏联方面又运来了P-2导弹武器系统的各种图纸、资料、工艺规程和部分工装模具、检验设备,一批专家也来到导弹研究院,对中国科技人员传帮带。最初一切都是友好的,顺利的。苏联方面对推动中国火箭导弹事业初期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有效的重要作用。
1958年5月29日,聂荣臻正式部署,展开对P-2导弹的仿制,要求1959年9月完成第一批导弹的总装出厂,争取国庆节前后试射,为此,将仿制P-2导弹的任务代号称作“1059”,隐含1959年是建国10周年之意。后来还有人考证出,红军长征途中使用的电报密码里,1059是个“鹰”字。
当时正是大跃进最热闹的时候,受工农业战线放“卫星”的影响,导弹研究院很多人也是不甘寂寞。有人看到从苏联弄来的导弹样品,说：“这玩艺儿简单,用不了几天我给你敲出一个。”东西是敲出来了,可它不是导弹,不能实际操作,其实只是个空壳子。还有人说：“干什么非要仿制,直接搞自行设计就可以。”有的说：“三年打到太平洋,五年放个小月亮。”这就更离谱了。院里有些领导还不习惯按科研、生产计划安排工作,而只想以“五一”“七一”“八一”“十一”献礼的方法,代替科研、生产计划。
面对这种头脑发热,好高骛远的现象,聂荣臻严肃地告诫他们：“要学会走路,然后再学会跑步,像爬楼梯一样,爬完了第一层,才能爬第二层,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够独创。”
这就是当时传诵一时的“爬楼梯”理论。
不仅导弹、卫星这边盲目“跃进”,原子弹那边也有人头脑发热,最典型的体现在全国好多省份,全民“土法炼铀”,把挖出来的铀矿石用土办法提炼其中的铀成份,不仅造成极大Lang费,而且严重污染环境。这些事情传到**耳朵里,**批了八个字：先写楷书,再写草书！意思是国防尖端事业不要冒进,要一步步来。
在聂荣臻等的努力下,导弹仿制工作经过最初的混乱之后,渐渐走上了正规。
这期间,聂荣臻报经彭德怀同意,代军委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为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一组织力量,把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加强组织领导、规划协调,并进行监督,“建议把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航委）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工作。”
10月16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聂荣臻成为国防科委第一任主任。不久,聂荣臻又担任了国家科委主任。至此,聂荣臻身兼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在**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建立起了对全国科技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后来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这个机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21．天天想象原子弹是什么样子1958年夏,张洁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她是苏州人,人长得文静、漂亮,性格也爽朗,平时是个活跃分子。她在大二时就是党员了,因此毕业前,党总支书记找她谈话,神色严肃地希望她能到二机部的一个单位工作。她当时根本不知道二机部是干什么的,心想既然组织上提出了,那么就答应吧,她想都没想,也没和父母商量,当场就在一张表格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党总支书记再三叮嘱她,暂时不要把分配去向告诉任何人。
去单位报到那天,她没有让人送,自己带着介绍信,提着简单的行李,转了两次公共汽车,七拐八转,才来到位于北京北郊的花园路上。路两边都是半人多高的高粱,只有一处工地,主体建筑还没有封顶,虽然看上去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地,但门口却有双岗,还有人巡逻,士兵都是荷枪实弹。显然就是这儿了。
张洁快走到门口时,有个人从后面喊了她一声。她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同班同学丁健飞。丁健飞也提着简单的行李,看样子也是去一个单位报到。丁健飞问她去干什么。她想起学校领导的再三交待,不能给任何人说,就含含糊糊地说,到附近来找一个亲戚,可能迷了路,正转悠着找呢,不过应该快找到了。丁健飞说他去单位报到,单位也在这一带,以后多联系啊。他就往前走了。
到了傍晚,到工地临时食堂打饭时,张洁才发现,丁健飞也端着碗来了。原来他们分到了同一个单位,因为保密的原因,谁也没敢透底儿。来报到时,显然都故意打了马虎眼。二人相见,哈哈一笑,这事也就过去了。
张洁和丁健飞来这儿后认识的第一个领导便是邓稼先。邓稼先虽然是他们的主任,但他没有任何架子,部下都叫他“老邓”,而不叫他“邓主任”。他们来的时候,从复旦大学毕业的胡思得也刚来没几天。邓稼先开始也没说他们是干什么的,只是带他们干活、看书。因为要搞建筑,首先要把没成熟的高粱砍倒。邓稼先带领他们几个年轻人砍高粱,搬砖头,当泥瓦工,什么样的脏活累活都干。新垒起来的小屋当宿舍,墙是湿的,地是湿的,被窝也是湿的,好长时间洗不上澡,身上都长了虱子。白天一晒太阳,浑身痒的受不了。张洁和两个来自北大和北航的女孩子住一起,生活很苦,但没人叫苦,因为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这里将是保管原子弹的地方,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将从这里起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和伟大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他们无比的幸福……
星期天,有时候邓稼先带几个年轻人,到东安市场的旧书店里买书,运气好的话,能买到一两本有用的物理学方面的外文书籍,每逢买到有用的书,大家就高兴得跟过年似的,一路上嘻嘻哈哈往回走。
当时他们最宝贵的一本书,是哥朗的《超音速流和冲击波》,是钱三强访问从苏联时带回来的,全中国就这么一本。那么多人要看怎么办？大家就刻腊板,印出来,人手一份,书里面有很多图,也要画出来。冬天来了,天气冷,新盖的房子,没干透就住进去了,潮湿得很,又没暖气。马路对面的副食店里,有个火炉,晚上大家就跑到那儿去,围着火炉看书。在那儿看,不敢说,回来了再讨论。邓稼先有个好办法,大家看一章,他就组织讨论一章,都是年轻人,很热闹、很自由,互相探讨,互相启发,说错了也不怕,每个人进步都很快。
在二机部其他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作为办公楼的一座灰楼很快建起来了,从此,灰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