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刘杰经常不在家,李宝光也是老下乡,家里孩子没人管。1964年搞“四清”运动,中央要求中直部门多安排人下乡,李宝光去了山西的洪洞县。行前,她问刘杰下不下,刘杰说不下。她说你为什么不下？刘杰说我就是不下,也不做解释,她挺生气,和他吵了好几天。在洪洞呆了些日子,原子弹响了,安子文也在洪洞下乡,他是中组部的部长,跟李宝光说：“你看,咱们的原子弹响了,你知道刘部长他为什么不下乡了吧？就是为了这个。”她这才明白过来,刘杰是搞这个的。但他从没去爆炸现场看过。后来氢弹也爆炸了,刘杰这时已经被打倒了,还是在王府井的橱窗里看到的蘑菇云图片。
16日凌晨,指挥部下达了“投篮”（铀球从弹体预留孔装进弹体中心部位）的命令。
离爆心铁塔不远处的地下装配间,气氛神秘紧张,犹如一个外科手术室：洁白、宁静、肃穆。墙上温度计的指针指向20度。
只有五个身穿笨重防护服的技术人员在现场操作。李觉身穿防护服站在一旁。张爱萍、王淦昌、邓稼先、张蕴钰等领导和科学家隔着观察窗,他们个个表情凝重,注视着里面。
主操作手叫李文星,是个八级工。李文星事后说,他最紧张的时刻,是手持铀球那几个操作步骤的时候。铀球是棵独苗,没有备份,万一不慎失手,将成千古罪人。那时,他双手捧起铀球,脚下打滑,衣袖被挂住,额头上直冒冷汗,手都有些哆嗦了……幸好,一切还算顺利。
铀球平稳地装进了弹体。
此时,全场悄无声息,只听到工具传递时轻轻的碰击声,以及小声的报告声：“投篮成功。”
李觉松了一口气。
下一步是,装入点火中子源。另一名操作手上前,仔细地进行操作……点火中子源准确地放入两个半圆形铀部件中间。
气氛一下子轻松下来。观察窗前的张爱萍等人,也松了一口长气,脸上露出笑容。
室内,操作手们摘下大口罩。李觉上前,与五个人默默握手祝贺,他们没说一句话。
黎明时分,原子弹运到铁塔下,并装进吊篮。负责现场指挥的陈能宽下令：“起吊！”
吊篮在卷扬机的带动下,在李觉、张蕴钰、王淦昌、朱光亚、郭永怀、邓稼先等人的注视下,缓缓地向上升去……
升到塔顶后,技术人员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操作,进行塔上安装、测试引爆系统、插接雷管等等。
按照预定计划,8时开始插接雷管。随即向北京报告：“老邱在梳妆台,8点梳辫子。”
插接雷管是最危险的一个步骤。也是原子弹爆炸前最后一项程序。插接雷管之前,李觉、张蕴钰两个人乘坐吊篮来到塔顶,面对操作人员,李觉、张蕴钰分别举起一把钥匙。李觉说：“我这是配电房的钥匙。”
张蕴钰说：“我这是主控站起爆控制箱的钥匙。”
他们两人的意思是,配电房的钥匙和主控站起爆控制箱的钥匙都在这里,不会有什么意外,同志们可以放心地插雷管。
并且李觉、张蕴钰两人主动留了下来,陪同他们操作。陈能宽是现场操作的负责人,按照他的口令,技术人员打开特制的包装箱,轻轻拿出一枚枚的雷管……仔细地往原子弹弹体上插……
李觉、张蕴钰就站在离他们不远处。
大约一个小时后,操作结束。离开塔顶之前,张蕴钰站在塔上最高的地方,放眼望去。
在半径8公里的范围内,布放着各种各样的效应物,大到火车、高楼、桥梁、坦克、飞机、舰艇,小到种子和药片,几乎每一件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几乎都能见到。
此时,效应工作人员在最后一次为兔子、狗、猴子、羊、驴等动物喂食喂水……
他们依次下了塔。
随着时间的延续,铁塔周围,各色作业人员,也正依次乘车撤离爆心……
人越来越少了。
张爱萍离开时,他走到车前,打开车门,却又过回头,久久地望着铁塔,仿佛有些恋恋不舍。他摸一摸身上挎着的相机。这个时候,张爱萍很想在铁塔前照一张相,身上就带着相机。可是他想到,自己规定不许照相,应该带头遵守,就没有照。这成了张爱萍终生的遗憾。
张爱萍上车。车子启动了。车子在笔直的、平坦的土路上向前行驶……
到了临近中午的时候,铁塔周围,除了张蕴钰和几名警卫战士,已经没有人了。
张蕴钰最后望一眼铁塔,看到塔下一间小屋墙上挂着一张**像,吩咐道：“把**像摘下来带走。”
两个战士飞快上前,摘下**像,放到车上。
张蕴钰大声道：“撤！”他上了自己的吉普车。警卫战士上了大卡车。两辆车离开铁塔,向前驶去。途中,张蕴钰看到,道路两旁,是迎着爆心进场的防化兵和取样的装甲车,这些部队正在依次进入阵地,这个阵地就是核爆炸的现场,他们将经受真正的考验。
16日12时,也就是爆炸前3小时,周恩来给刘杰写了一封信,指示他：“告诉张爱萍刘西尧,‘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指周恩来）通一次电话。”
这说明,周恩来对试验结果的估计,没有排除失败的可能性。因为失败的可能性,当然是有的。谁也不能保证绝对成功。
主控站离爆心17公里远。这里是最核心的地方。按照规定,张震寰、张蕴钰、李觉、程开甲、陈能宽等领导和科技人员的岗位就在这里。他们要在这里完成最后的操作。
离“零时”还有一小时,张蕴钰大步进入,把起爆控制箱的钥匙郑重交给张震寰。张震寰又把钥匙交给负责控制箱操作的工作人员。
墙上的钟表,咔咔走动的声音格外响亮。在场的人,都感到气氛异常紧张。张蕴钰小声对程开甲道：“它不能不响,它不能不响……”
程开甲安慰道：“会响的,一定会响的。”
在离爆心60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张爱萍、刘西尧等领导和众多的科学家,以及几千名参试人员,或蹲或站,在壕沟里,静静地期待着,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
此时在北京,钱三强正在二机部的办公室里,处理一些公文。他并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后来,我们研究资料时,注意到,596爆炸前后,钱三强的活动非常少,他既没有去罗布泊,也没有参加在北京的有关活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经过大量采访,我们得出结论,由于种种非常复杂的说不清楚的原因,这个时候的钱三强,有点靠边站的意思了。他和二机部一些领导同志的关系,一直处得不算好,还有对他的种种怀疑,也一直没有消除。
也就是从这时起,他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渐行渐远。没有钱三强的参与,像后来的氢弹,两弹结合试验,都是一个遗憾。好在由于他前期的努力工作,各方面已经走上了正轨。
16日下午两点,刘杰突然推开钱三强办公室的门,来到里面,忐忑不安、异常神秘地告诉他：“三强同志,现在可以告诉你,还有一个小时,我们的原子弹,就要爆炸了。”
钱三强惊愣一下,这一天他期待了太久,他甚至有点不敢相信似地望着刘杰。
刘杰说：“希望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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