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中国的导弹火箭事业,迈出了重要一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学森用了差不多半个多月的时间,认真琢磨书面报告。1956年2月17日,几经修改之后,他终于写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当时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和后来的航天事业）。钱学森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某些具体措施,同时还开列了一批可以调来参与这一事业的21名高级专家名单,其中包括任新民、罗沛霖、梁守槃、庄逢甘、林津、胡海昌等,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开路先锋。
这是一份重要的意见书,是我国导弹研究开端的重要步骤之一。自此,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仅仅四天之后,周恩来就亲自审阅了这份意见书,并送给**审阅。这期间,钱学森的意见书和原子能的问题一起,多次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以及军委的会议上研究讨论。
3月14日上午,在总参谋部办公大楼的首长会议厅里,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一次极不寻常的军委扩大会议。与会的将帅们人手一份《意见书》。众人落座后,周恩来宣布会议的中心内容：“今天军委扩大会议的议题,就是请钱学森同志谈谈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设想和规划。”
坐在会议桌一端的钱学森,穿一套崭新的中山装。自从回国后,他就脱掉了西装,穿起了中山装。望着佩戴着金色肩章的元帅和大将们,钱学森有些激动,也有些紧张。但他很快平静下来,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推开精心准备的汇报提纲,仿佛回到加州理工学院的课堂上,沉稳地从历史讲到现实,从军事扩展到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大科学家的远见,深入浅出地讲解中国导弹事业发展的希望和未来。
讲到后来,元帅们忍不住插起话来。
聂荣臻说：“学森同志,你这个意见书中说,我们发展导弹有自己的优势,这个优势在哪里,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呀？”
钱学森说：“这个优势是和其他武器比出来的。仅以航空武器为例,一代战斗机的研制周期,发达国家大约是十年,形成武器,装备到部队,没有十五年不行。我国工业基础薄弱,能设计,却不能生产,有能力制造,各种特殊材料,大量的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以及相配套的雷达等等也难以保证,即使这一些都能解决,以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大批量生产也不现实。”
众人纷纷点头。
周恩来说：“这是客观现实,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呀。”
钱学森继续道：“而导弹的难点在于关键技术的突破。”
陈毅说：“我明白了,你说的优势在这里——脑壳。”
钱学森点头道：“尤其中国人的数学天赋,在导弹研制中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点苏联人就是最好的证明。”
众人再次纷纷点头。
钱学森又说：“飞机有人驾驶,而且要反复使用,各个部件都必须过关,才能确保安全,导弹就不同了,导弹是自动寻找目标,而且是一次性使用,即使我们工业落后,不能确保每个部件都是最好的,但根据系统工程的原理,把这些很一般的部件组合起来,一样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与会者频频点头。
钱学森继续说：“导弹的投入主要集中在科研、试验上,一旦研制成功,国家再穷,生产一部分应该不是问题。即使从战争角度看,导弹不仅对地面,也可以对空中、海上来犯之敌进行有效打击,在目前我国空、海军还很弱的情况下,选择从导弹上突破,不失为一条捷径。”
彭德怀说：“很好,这和我们过去打仗一样,以我为主,扬长避短,不和敌人硬碰硬,攻其一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这一点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发展武器的方针。”
贺龙说：“导弹快搞,飞机该搞也得搞,两者并不矛盾嘛。”
钱学森说：“贺老总说的是,导弹不仅不会影响飞机,一系列技术上的突破,反而会带动飞机的发展。”
聂荣臻说：“导弹牢靠了,将来的航天就有基础了。”
周恩来说：“更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的飞机不行,就算有了原子弹,那也是有弹无枪呀,所以导弹要快,要走在前面！”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时间过得飞快。钱学森的构想,赢得了全体与会者的支持。
会议最后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等人负责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
4月13日,国务院正式决定成立这个秘密部门——航空工业委员会,直属国防部。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刘亚楼、钱学森、李强等被任命为委员。所谓航空工业,主要是指飞机、火箭和导弹的生产。“航委”就是后来的国防科委、总装备部的前身。
中国的导弹火箭事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散会的时候,周恩来特意把聂荣臻元帅拉到一边,交待说：“学森同志是爱国的,他是科学家的一个榜样,要好好对待他,要在政治上关心他,生活上照顾他,安全上保护他。”
在后来的岁月里,聂荣臻一直牢记周恩来的话。
应当说,正是钱学森的归来,为中国导弹火箭事业带来了信心,促使中央下决心行动。正像国内外有识之士后来所评价的那样,钱学森不回来,中国也会搞导弹,但行动不会那么快,效果也不会那么好。
8国家最大的事和导弹相比,原子弹由于更为复杂,花费更多,尤其是谁也拿不准什么时候研制成功,因此,起初的工作,主要是“务虚”,实际工作进展比较缓慢,机构迟迟没能建立起来。
彭德怀是个急脾气,尤其是朝鲜战场上一幕幕惨烈的景象令他永远无法忘记,因此他比谁都着急。
还有一件事情让彭德怀一直耿耿于怀。1955年5月,他去东柏林、华沙访问,归国途中经过莫斯科,赫鲁晓夫接见他时,可能一时冲动,主动提出,彭德怀一行可以参观他们刚下水的核动力潜艇,遂安排彭德怀等人去列宁格勒访问波罗的海舰队。彭德怀在旗舰上检阅了仪仗队,受到隆重接待,舰队司令满口答应第二天去参观核潜艇。可是,第二天,却又告诉彭德怀：“潜艇已出海。”彭德怀虽然有些气愤,但想到这事不是舰队司令所能决定的,便忍住了。
经过交涉,苏联方面又改口说,可以到黑海舰队的塞瓦斯托波尔去看另一艘核潜艇。到了后,却又说：“黑海舰队没装备核潜艇。”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彭德怀,也使他更坚定了发展我国核武器的信念。
最初,在中央上层,在军队上层,对研制原子弹一事,并不是一点反对意见没有,事实上,整个“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反对的声音都是有的,有时矛盾还相当尖锐。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费钱,国家拿不出这么多的钱；二是技术太复杂,很有可能花了大把的钱,什么事都没办成,竹篮打水一场空。
**亲切会见钱学森1956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为向军委扩大会议作战略方针的报告,彭德怀多次找聂荣臻等军委领导商谈,力主开展导弹和核武器研究。3月6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其中专题讲了“我们必须积极着手研究我国能不能生产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导弹和新式武器等)的设计制造问题”,建议在国务院或国防部直接领导下积极筹建航空和导弹的研究机构,并准备筹划核子武器研究机构。这个报告经过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又得到**和党中央的批准。这是最早落实到文字上的关于在中国研制导弹和核武器的正式文件。
关键时刻,**又一次站了出来。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将来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接着,他风趣地说：“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有了钱才能搞核武器；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在座的元帅将军们开会研究一下,希望军委开会讨论一下。”
还有一次,**在会议上说：“有人问我造飞机、造大炮、搞原子弹、搞导弹的钱从哪里来,我告诉他在这里……”
**出人意料地突然站起来,拍着腰际的口袋：“钱在这里,但不是口袋,是裤腰带！”他的意思是勒紧腰带过苦日子,省出钱来搞尖端武器。
1956年春天,在中央的部署下,周恩来、聂荣臻亲自领导制定了后来影响广泛的12年科学规划,全国各行业的六百多名顶尖科学家,集中3个月的时间,拿出了《1956——195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规划中列出了12个重点,包括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喷气技术。“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这一大项,其实主要就是原子弹的研制；“喷气技术”这一大项,主要包括飞机、导弹火箭的研制,只是出于保密的原因,没有直接开列出来。
有一个小插曲是,钱三强从苏联访问回来,看到《中国科学院落实12年规划四项紧急措施》中竟然没有原子能项目,十分不满,急忙来找副院长张劲夫,气乎乎地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意见！”
张劲夫问明情况后,小声对他说：“三强啊,你知道原子弹是**亲自决策亲自管的事,国家最大的事啊,怎么能随便拿出来让人知道？这个事要秘密地搞,我们列的这四项紧急措施都是为原子弹服务的,明白吧？”钱三强一听,笑了,说我明白了,明白了。说罢,高高兴兴走了。
至此,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
当时,中国的铀矿才刚刚勘探,世界上还没有洲际导弹,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不等条件完全具备就果断提出发展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想描绘了一张宏伟壮丽的蓝图。
9都有一颗中国心钱学森回国不久,在美国,又有三位杰出的科学家加入了回国的行列。他们的回国之路,也很不顺利。
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工业研究生院,一天,课余时间,教室外聚集了许多学生,一些路过此地的教授也加入到了围观的学生们中间。中间的空地上立着一个垃圾筒,一位瘦高的中国男人从地上的书堆里拿起一本,撕开后丢进垃圾箱内燃烧的火焰中。学生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叫郭永怀,是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康奈尔大学教授,他也曾是冯?卡门的学生,算是钱学森的师弟。他跟冯?卡门读博士的时候,自选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作博士论文,冯?卡门都认为这是一个最难的课题,郭永怀居然顺利攻下来了,拿到博士学位后,他也成了美国有关部门跟踪的对象,就像钱学森一样,也被禁止离开美国,并长期受到监视。为了能顺利回国,他则采取了另一种抗争的方式。为了表明回国的决心,郭永怀公开烧掉了自己的几千册藏书,大量的研究笔记和授课讲义。
一本书烧完了,郭永怀又捡起一本,撕开,投入火堆。
上课铃响起,郭永怀准时踏入教室。拿起一支粉笔,只几笔便在黑板上画出一架漂亮的飞机,然后在黑板的另一侧写出一连串的公式。写完了,粉笔刚好也完了。郭永怀转过身的同时,也不看,手指轻轻一弹,粉笔头飞出去,准确地落入墙角的纸篓里。
郭永怀说：“现在开始讲课……”
一位女同学突然道：“郭教授,我能问个问题吗？”
郭永怀说：“请讲。”
女学生说：“你为什么要烧掉你的书？”
郭永怀说：“这不是课堂上该问的问题,不过我愿意回答你——为了回国。”
女学生说：“书可以带走,也可以送人,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烧呢？”
郭永怀说：“书里面也许有美国国家机密,带走、送人都是间谍行为。”
学生中有人笑了,郭永怀也轻轻笑了。
女学生又问：“你为什么去中国呢？通道美国不好吗？”
郭永怀纠正道：“不是去,是回。我回我的祖国,难道不好吗？”
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学生们也许这才理解了他们的老师,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这期间,台湾方面派出的人几次“拜访”他,希望他能到台湾去,条件自然无比优厚。他坚决地回绝了。
1956年春天,郭永怀终于回到了祖国。
郭永怀酷爱音乐,喜欢集邮和摄影。回国时,他和妻子李佩除了随身的衣物之外,从美国带回来的全部家当都在三只木箱里,里面有一千多张唱片,三本集邮册和一架照相机。后来郭永怀投入原子弹研制,夜以继日,他的业余爱好全都放弃了,无奈之下,唱片送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三大本珍贵的集邮册送给了国家邮政部门,只留下了一架照相机作为纪念。
和郭永怀采取的办法不同,著名核物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