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改造和教育“八哥们集团”，清查组总是给他们派很重的活，伐木、打井、盖房、挑水，他们有的是力气，干得有滋有味，并没有消沉。然而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当时地处边境的黑河地区开始了以深挖“苏修特务”为重点的清查运动。军分区的一个领导在动员大会上说：“黑河地区可能有一个加强师的‘苏修特务’！”于是开始了“挖地三尺”的运动。连我们这样的知青农场也不能幸免。
刚刚从“文革”前线“解甲归田”的红卫兵又重新燃起斗争的激情，他们把“怀疑一切”的目光注视着仅有的几个老职工和先他们而来的老知青。农场一个姓栾的“二毛子”老太太被怀疑为对岸派过来的情报员，而“八哥们”可能是她发展的小特务一因为他们喝酒时说过，“将来有钱了，到对岸看一看”。他们还经常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做着投修的梦想。这样一来，老栾太太被抓了起来，“八哥们”也被隔离审查了。老栾太太挺刑不过，用罐头碎片剖腹自杀了。这样“八哥们”就成了重点，不分昼夜地提审，然后就是更重的劳动惩罚。然而他们怎么也说不出来是怎样当特务的。后来，老八挺不住，开始编故事了，把老栾太太如何组织他们为对岸提供“军事情报”，说得神乎其神。而爱吹笛子的老二默默地忍受着，从来不乱说，但是作为重点人物的他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时他盼着她能来看他，然而她没有来。也许是不敢来，也许是人家不让她来。
他终于盼来了她的一封信，一封长长的信。信的内容不得而知，也许是劝他认识错误，坦白交代；也许是宣布他们爱情终结……也不知道这信是自愿写的，还是别人要求她写的。
当时，我们报道组和清查组是邻居，一栋板夹泥的房子，他们住那头，我们住这头。那边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听清查组的人说，那女的写给老二的信特感人。谁看了都得掉泪。
迟景铁没有死，他像山上的树一样还站立在风雪中看完信之后，他默默地哭了一场。哭完之后，他拿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让看守他的小知青到小卖店买了几瓶罐头，有肉罐头，也有水果罐头。然后他请关在一起的小哥们吃了一顿饭。当时他没吃多少，只是静静地望着大家。天黑之后，他整理了自己的东西，把能穿能用的都装进了一个黄背包，然后又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躺在自己的铺位上了。天亮之后，看守他的小青年发现他没了，就大声呼喊起来，我披着衣服就跑了出来，后来在那间新盖的房框子里找到了他。
在度过一个漫漫长夜之后，大约是在黎明时分，他离开了这个冰冷的世界。唯一维系他希望的爱情线也断了，他沉落了，如那片白桦林中轻轻飘落的一片叶子。
他的死使他的女朋友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以后她病退返城了，消逝在茫茫人海中，再也没有了消息。没有人追查他的死因。后来黑河地区那场清查运动，以数百人的非正常死亡为代价，草草收场了。因为有城市“革命经验”的知青的参加，黑河的清查运动更加惨烈，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清查组那几位知青哥们看侦探小说太多了，他们在心里编织了一个特务联络网，他们还让我看他们绘制的一张图，上面有附近林场和居民点的位置和每一个点的联络人。他们判断，“八哥们”是通过“二毛子”老栾太太和对岸挂上钩的，然后“八哥们”和附近各点的特务联系，目的是收集驻军和建设兵团的兵力部署。他们很有信心，如果在最单纯的“哈青农场”能突破这个特务网，整个黑河地区的特务就可以一网打尽了。我的战友们按老八的交代，老二是核心人物，据说还有一部电台！他们梦想突破哈青农场的特务网，然后立了大功，到北京受奖，最后调到边防部队，成为真正的军人！他们的想象力和逼供信的能力毁了老二那个风华正茂的青年。
当然他们不是元凶，就像“文革”中许多红卫兵逼死人命一样。但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是否应该忏悔？在许多许多知青回忆文章中，我们都是受害者，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害人者。作为当时这个事件的见证人，我没有和他们一起干傻事，不是我成熟，而是已经不被组织信任了。其实在清查的初期，在我还没有被清理出清查组前，我是批斗过农场的走资派的，性质和我的战友批斗“八哥们”是一样的，只是没逼死人命而已。这也是我永远的悔。
两年以后，我们所在的营因无地可开，全部撤走了。英雄金学和的坟被他所在连队的知青迁走了。他的坟，没有人迁，即使迁也找不到了，当时没留下任何标记。草绿草黄，树枯树荣，岁月无情，淹没了许多美好或痛苦的记忆。后来“八哥们”所在的连队迁到了五大连农场0师5团〉，大家还干着种地的活。那时清查运动已烟消云散了，那位领导清查的大学毕业生也回到家乡农技站工作了。有一年他出差到五大连池农场，住在招待所里，半夜时分突然有一些蒙面人冲进他住的房间，把他一顿暴打。第二天清晨，伤痕累累的他悄然离去了。这是谁干的？没有报案，也没人查案。有人分析，可能是因为“八哥们”的那个案子，他得罪了许多人。其实，他也是代人受过。
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叫迟景铁，那个健美多才的哈尔滨知青。我也还依稀记得起他女朋友的样子。不过我不想说了，怕引起他们亲人的痛苦。
前些年我曾回“故乡”看过，当年的营部现在是个村落了。村后的那片白桦林还在，树高了，林密了，那草地上还星星点点地开着不知名的小花。我远远望去，仿佛听到了他的笛声，听到了他和她的笑声。
这篇文章在报上发表后，当年当过我们连连长的陈永祥给我打过电话。他1966年春天带领着100多个哈尔滨青年在那片残雪未消的山沟里刀耕火种，挖井建房。他曾是迟景铁的直接领导，返城后在哈尔滨的一个区的工商局工作。他说，哈青的老知青许多人看到了这篇文章，他们特别感谢我说出了历史真相，给了迟景铁和“八哥们”一个清白。他说，迟景铁的女朋友也看到这篇文章，返城以后她隐名匿姓落户在一个小县城里，她不想再见到当年的战友。但这篇文章让她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回到哈尔滨找到了老陈，请他把她写的关于哈青生活的书转给我，也许想让我知道更多的历史真相，也许想让我知道她和迟景铁之死的关系。
那是用青春和眼泪写就的文字，让我感动让我伤怀。她的文字确实不错，但那是一部尴尬的作品。说是纪实，她没有说出所有的真相，连人名都是虚构的；说是小说，又缺少文学架构和典型人物的塑造。我写信对她说，是写纪实，还是写小说，你要有勇气做出选择。我又说，无论怎么写，你不是罪人，而是受害者。忏悔可以，但不必缠绵于痛苦的自责中，光明在前，应该为死去的人活好现在的每一天。
她没有回信，也没有再通过老陈和我联系。
6^迟到的怀念我们离开北大荒巳经40多年了，可是他永远留在了那片黑土地里。如今他的坟和碑也被山林和荒草深深地掩盖了，留给我们的只有迟到的怀念。
我和他在一个地方下乡，都是1966届老高三的。他小学和中学是在上海读的，高中毕业于哈尔滨9中。他比我们早两年来到这大小兴安岭交界的密林深处，参加了创建这个哈尔滨青年农场的最艰苦的劳动。因为他是“开国元勋”，我们这些后来人对他都很尊重。他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圆脸上挂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言语不多，见人总是先笑，很儒雅的样子。但眼神很忧郁。他衣裳很破旧，上面总是沾满泥土，显得很劳碌。和他一起来的同学都说他很能干，不怕吃苦。我和他不在一个连队，只是擦肩而过的时候相视一笑而已，好像一句话也没说过。
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9年春天，那时珍宝岛战斗已经打响，地处黑龙江边的我们兵团连队已进入紧张的战备状态。临江的老百姓正在后撤，一列列的军车正向边境集结。我们这些带着保卫边疆的誓言而来的知青个个义愤填膺激情燃烧，已做好了为祖国献身的准备。那时大家已没有心思种地，就准备打仗了。这时上级来了命令，要把“8种人”撤到0里外的后方，防止在未来的战争中这些人“反水”。何为“8种人”？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这些人在那个时候都被当成了小学生闫启庸“敌人”。可我们这个清一色知青的部队，哪有这些人？最后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领导，把这“8种人”家庭出身的知青，一律撤走了。
这对这些热血青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说实在的，这些青年，当年积极报名下乡，就是要回避城市里的“文革”运动，摆脱家庭的影响。他们拼死拼活地劳动就是想争取一个和其他青年一样的政治前途。然而在他们要为祖国献身的时候，他们被当成了失信的“另类”。他们的脸上好像被刻了字。他们的心在流血！我们也为之难过。当时，我很紧张，生怕被撤走，后来领导说，你父亲是“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和“走资派”还有区别。真的很悬，我吓出一身冷汗！
他也在被遣送的二十几个人中，据说是因为他早已去世的父亲是伪官吏，他的姐姐、姐夫是技术专家、“反动学术权威”，当时正在被审查。和他一样命运的还有我的几个同学，都是因为所谓的家庭“政治历史问题”被撤走了，如省劳动局长的女儿、当省政协委员的资本家的儿子。我们是一起主动报名下乡的，其实他们都是祖国最忠诚的儿女，我知道他们的血和我们一样鲜红！1969年的6月0日，那一天下着雨，烟雨苍茫，大山也隐没在雾霭中了。被遣送的知青在营部集合，他们背着行李，提着脸盆，低着头站在雨水中，泪水和雨水一起在他们脸上流淌。我们许多人都赶到营部为他们送行，大家像生离死别一样痛哭不止。他没有哭，夹着一个小行李卷上了汽车，脸色苍白、双目无神地注视着远处黛色的山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