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沙的祖父胡大海是珠河（今尚志）著名的抗日英雄，197年月，因叛徒出卖被日本侵略者杀害。11岁的爸爸跟着奶奶边要饭边寻找抗联的队伍，参军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在战斗中受过重伤。解放后，这位解放军团职干部被组织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水电专业，毕业后又到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进行了为期年的学习考察。回国后，他在哈尔滨电机研究所当工程师，成了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电机专家。
突然而至的“文革”风暴让这个幸福的家庭陷于了灭顶之灾。米沙记得1968年月15日，爸爸起得很早，让妈妈装好饭盒。本来研究所已经乱套了，可他每天还是按时上班。他穿上大衣要走，又转身来到米沙和弟弟的床前，把他们叫醒，亲亲他们的脸，告诉他们：“外面太乱，别出去，在家看书！”就在这一天，爸爸被抓进监狱，几乎同时被抓的还有陈雷、李延禄等一批当年抗联的老干部，他们的罪名是“苏修特务”。
不难想象，在那个“反修防修”的年代，给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带来怎样的灾难。昨日相亲的邻居，今天也反目成仇，好像只有打碎他家的窗子才能化解对修正主义的愤恨，好像高鼻子卷头发的人都成了特务。米沙和姐姐、弟弟吓得不敢出屋，恨不得把自己的鼻子压扁，把卷曲的头发剪短。妈妈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她披着大披肩，整夜坐在窗前，她说爸爸今晚能回来。生活的窘迫，使米沙放下了手中的提琴和画笔，拿起了斧子和刨子以谋生计。起初，他给人家补鞋、磨刀、打洋铁盒，后来又干起木匠活，他在电子仪器厂当临时工时，竟考取了五级木工。为了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龄，他天天不洗脸，听说刮脸能长胡子，他一天刮两次。
正在这时，上山下乡运动给我们的米沙带来了新出路，1968年11月9日，他和17中的同学登上了北去的列车。米沙记得，那天下了很大的雪，是他一生见到的最大的雪。火车一再晚点，半夜才出发。当列车开动时，他站在车门口，迎着扑面而来的雪花，心里竟涌出一首朝鲜歌曲：“送郎出征漫步原野，情比月夜浓，挽手祝福你，转战南北，盼郎建奇功！”他还唱着那支苏联歌曲：“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那迷雾的远方，我们走在曲曲弯弯的小路上，送我的爱人上战场……”此时，他还想到了他喜爱的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的是苏联有理想的青年人在西伯利亚荒原上建设共青城的故事，他羡慕他们创建的新生活和因此产生的美丽爱情。
现实生活远没有小说中那么浪漫，在迎春站下车时，突遇“大烟炮”，他们挤在站台上像惊恐的小动物。坐在敞篷的大卡车上，到了连队，睡在还冒着蒸汽的土炕上。他想当木匠，却被分配去当农工。他还当上了小班长，领着一伙人，去修水利，住在地窨子里。他领着大伙顶着大雪刨冻土，因为不知道照顾有“例假”的女战友，日后还受到埋怨，当时他真的不懂。全连的人到现在还记得，当年“胡米沙”是大家的“开心果”。下了工，他拉起从家带来的小提琴，拉《梁祝》也拉马思聪的《思乡曲》，拉得大家热泪盈眶。他最擅长的是讲故事，他讲自编的《地堡街5号》是个情杀惊悚故事。随着情节的变化，他还自配音响，敲破铁片制造电闪雷鸣的效果，每次都吓得大家毛骨悚然，他们还乐此不疲。每到关键时刻，我们的米沙是“收费”的，每次一盒角分的葡萄牌香烟，要是没有，1角4的握手也将就，害得热心的小战友经常半夜去砸小卖店的门。
穷欢乐掩盖了米沙的苦难，尽管他是个艺术精灵，但他还是登不上大雅之堂。听说师里要成立宣传队，他写了长信毛遂自荐。这封信又转到了连队领导手里时，那位领导说：“你也不搬块豆饼照一照，自己是什么人！”部队文工团来招人，他大显身手，放下小提琴，又拉起手风琴，接着又唱男高音，最后还交上一个剧本和一个舞台设计，可惜，米沙和来招兵的是白忙活，他家的“历史问题”让他们望而生畏。在他们连还有一个怀才不遇的知青诗人郭小林，他和米沙住上下铺，当然也是因为家长的问题一他父亲是大诗人郭小川，那时他还在牛棚里。苦闷的时候，我们的米沙多少次跑到连队附近的白桦林，像野狼一样嚎叫；在欢度新年之夜，他竟顶着风雪在荒原上游荡。
1970年月16日，一封电报又把米沙掷到了命运的谷低，那电报的内容是：“父病故速归！”他的眼前一阵发黑，他幻想电报的内容是“父病，故速归。”那时知青想回家，经常让家里发这样的电报。他买了5斤鸡蛋，装在木箱里，还买了一袋面，那时哈尔滨人生活很困难，他要用这些东西孝敬父母；他还带了一张自画像，他要让爸爸看看自己的油画水平有没有长进。
米沙背着东西一进家门就傻了，妈妈倚卧在那架破铁床上，身上盖着旧毯子，零乱的白发披散在她满是泪痕的脸上。他一眼看见桌子正中摆着一个木制的盒子，上面摆着一朵白花。
“啊，爸爸，爸爸！”他哭着扑上去，像男子汉一样恸哭。“米沙你可回来了！”妈妈也哭着和他抱在一起。老抗联战士、共产党员、电机专家，虽在战场上出没于枪林弹雨中，却在和平时期死在了自己的监狱里。他死后要火化时才通知家里人，1岁的弟弟去的，他在那个单子上代表家属签的名。也许因此受到刺激，弟弟情绪一直不好，二十几岁就死在酗酒上。
为了照顾病重的母亲，他已无法回北大荒了，可母亲让他走，她不想因为自己耽误孩子的前程。他坐火车跑到西安，去部队找一位任要职又走红的亲戚，可人家不愿意理睬他。他又自报家门地到兰州空军文工团，不要任何报酬地当了一阵子临时工，这下子感动了上帝。文工团派出干部三闯关东，到兵团调他，都碰了钉子。第四次，米沙和部队的同志一起去的，管盖章的还是不开面，最后米沙绝望地大哭，终于打动了人家的恻隐之心。
穿上了军装的米沙雄心勃勃地要大干一场。他起早贪黑地写了好几个剧本。人家更看重他一手好木匠活，于是他成了舞台美工，干得很来劲。后来他从报纸上看到上海的“左派”们发起了对无标题音乐的批判，米沙又拿出了为兄弟两肋插刀的劲头，为他热爱的音乐大师们辩护。同时他还狂妄地说：“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贝多芬和莎士比亚，鄙人要当中国的贝多芬和莎士比亚！”还有更过激的话：“不是说百花齐放吗，怎么只有8朵！”
于是，为了端正他的创作思想，上级派他去长期深入生活。也许领导为了保护他，只是时间太长了，他在青海高原的高炮连待了两年没人理睬。不过，边防部队的生活真的很丰富，馒头蒸不熟，清水每天每人半碗，白天端枪站大岗，晚上打扑克谈女人。为了不辜负领导的期望，他还是不停地写，什么高原战士的风情，可爱的藏族老阿爸……几十万字的稿子，无人去看，只配摞起来当枕头。
在1976年10月的历史巨变中，米沙和祖国一起改变了命运。这个青海大兵复员回到了家乡，先到区文化馆重操旧业，当了几个月又编又导又演的临时工，后来被有门子的人挤掉了。他又被分配到了区医院当了放射科医生。他和一个护士结婚，又有了自己的女儿，母亲给她起名叫维拉，俄语为“信心、信念”，而米沙更愿意叫她的谐音“月亮”。
往往经历苦难的人最早成为改革的弄潮儿，当那些无业游民和有“前科”的人开始经营个体时，有着舒适工作和安逸生活的米沙出人意料地下海一去当打家具的小木匠。他用借来的700元钱，买来一台电刨子和一把小电锯，借了人家一个破棚子就干了起来。他打了一套欧式家具，式样古朴，颜色高雅，特别突出的是他在家具上刻了在椰树下吹笛的少女和展翅飞翔的小天使，这套家具在运往商店的路上就被人定货了。
当米沙每月可以有4位数的收入时，他又出人意料地关掉了火得让人羡慕的家具店，成立了一个以女儿的名字注册的“小月亮”装修队。他们的第一个作品就是火车站前的一个别致的公交调度室，它像婷婷玉立的少女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在蒙蒙细雨中，一位法国驻莫斯科的商务参赞在哈尔滨住了5天，竟来看这个小亭子四次，他终于见到了它的设计和建造者。他们这样对话：
“我很欣赏你的才华！”
“我景仰法国的文化艺术，更喜欢雷诺阿、塞尚、高更的作品。”
“门窗上的花，你雕得很好。”
“如果时间充裕，我会雕得更好。”
“这么美的建筑小品，莫斯科也没有！”
“我们会搞更多更好莫斯科没有的东西。”
也许，米沙后来设计和建筑的玉泉狩猎场主楼，就是这样的东西。这个工程，省市都很重视，参加招标的设计师和大公司众多，米沙自信这个工程非他莫属，因为只有他对这个建筑有深刻的理解和浓厚的感情，因为他的血管里毕竟流淌着中俄两个民族的血，就像这个中国城市带有俄罗斯的风情。后来在宫本言市长主持下，米沙拿下了这个工程，1987年1月6日，国务委员谷牧、省长侯捷和市长宫本言亲自为这个工程剪彩。他们顺着山坡走近这座神奇俊美的八角楼建筑，围着它仔细观看。宫市长把我们的米沙一胡泓介绍给谷牧同志。
“噢，年轻人，你设计得很好，很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