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青大返城的时候，北京的亲人在召唤着她，北京的同学也在召唤着她。***年7月，她利用假期回京参加同学的聚会。在杯盏交错的时刻，有的同学说：“郭文魁是全国优秀教师，是我们的光荣！”有的同学说：“我们不是全国先进，但我们在北京！”这话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她不肯在北京多住一天，她想北大荒，想老高，想自己的两个孩子，更想自己的学生！
那一天，同学们都到火车站为她送行。本来同学们商量了，一定想办法把他们的团支书调回北京，可她II丨绝了。在列车开动那一刻，大家都哭了。
那一夜，在建三江宾馆，我和郭文魁聊得很晚。第二天清晨，我在建三江宽阔的大街上散步，又碰到了郭文魁，她去赶学生的早自习。她脚步匆匆。
011年夏天，我又来到郭文魁的家乡建三江农管局采访，我在我的报告文学《仰视你，北大荒》中这样写道：
“今天，我们终于走进这个已经住着10万人的农垦新城，我只能用‘震惊’这两个字来形容我们的感受：像北京长安街一样宽阔的十里大道让我们震惊，沿街高耸的鱗次栉比的楼群让我们震惊，正在建设的职工住宿小区那一排排造型新颖的别墅让我们震惊，街头上走过的穿着时尚的年轻人让我们震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只是建三江垦区的中心，而在她那1.5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已经开垦出57万亩的土地，15个装备精良的国营农场以高出全国5个百分比的机械化程度，每年为国家生产近百亿斤的粮食，这才是最值得我们震惊、值得北大荒人骄傲的。见多识广的外交部部长杨洁簏在参观过建三江垦区后兴奋地说：我到过许多国家，建三江的现代化大农业可以说是世界领先！”
我们都老了，还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作为建三江第一批开拓者，作为这个农垦新城的第一代市民，郭文魁和她的先生老高的贡献当然是彪炳史册的。这是他们一生的光荣，因为这个城市在他们的手中升起，因为他们开垦的土地成了国家最重要的粮食基地！
已经退休的郭老师来到宾馆看我，别看她已是满头的白发，但一点不像花甲老人。作为中心中学的教学权威，学校里还有很多的事离不开她；老高更是闲不住，这个作为全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的农技专家，他还有许多事在做。更让郭老师自豪的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女儿又回到了建三江，已经在局中心医院当了内科主任，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也将回到这座新城里贡献自己的青春。郭老师说，不知道为什么，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在建三江工作和生活。我说，因为他们的父母的青春都献给了这片土地，而他们又生于斯长于斯吧！
回首往事，郭文魁好像对自己当时的婚姻还是有些耿耿于怀。我说：“没有和老高的婚姻，哪有你两个优秀的孩子！”
她笑了。是呀，婚姻是多么神秘的事情，看着特别般配的婚姻不一定长久，但强扭的瓜有时也很香甜。
“都退休了，你怎么不回北京？”我问她。
“你看我们建三江，哪儿不如北京？”她问我。
我一时无言。看来在哪儿生活幸福，全在自己的感受。
4，倒在春雨里死亡不属于生机勃发的青年。然而他们死去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北大荒的风雨中。尽管死亡是经常发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他们的死，是否死得其所，时常使我苦苦地思索，夜不能寐。更让人不安的是，他们的冤魂还飘荡在山林和原野之中，找不到安托之处。
1969年5月，早春的兴安岭刚刚脱去白色的冬装披上绿色的新衣。在大小兴安岭交界的密林深处，一个兵团连队（黑龙江建设兵团1师独立1营6连〉，正执行搬迁任务^把“木刻愣”的营房拆掉，然后把搭房子用的原木抬上汽车，拉到新的营地。那一天，天刚亮就下着雨，是很缠绵的春雨。
他个子不高，很痩弱，总是用笑眯眯的眼睛望着别人。他是这群知青中的老大哥，也不过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他毕业于东北农学院，分到兵团，又从兵团分到师部，师部又把他分到这个全兵团最边远的独立营，营里又把他分到连队。
向北，向北，一直向北，再向北，就到黑龙江边了。说是把他送到最艰苦的地方接受锻炼，大学生就是要很好改造世界观！这样这位大学毕业生成了和我们一样接受再教育的兵团战士。他长得很年轻，也很痩弱，和知青站在一起看不出比我们大几岁。他说话有点慢声细语，知青们常和他开玩笑，说他像个大姑娘。当然他是个纯爷们，家乡有一个大姑娘，是个小学老师，正等着他早日回家成亲，他一拖再拖。这一天他本来感冒了，还和大家一起抬木头装车，几个人抬一根木头，他显得很吃力，腿都在颤抖。好不容易熬到了午休，当哨声吹响时，他说：“咱们再争取时间多装一车吧！”他又领着大学生金学和大家干起来了。
在汽车就要装满的那一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已经削去了皮的桦木上面有一层胶液，很滑，再加上被雨水一浇就更滑了，在关上车厢板的那一刻，原木突然向下滑动，而车下正站着6个抬木头的知青。眼看滚落的大原木就要砸在这几个青年的头上。他突然向那滚动的原木扑去，企图用自己的肩头顶住、顶住！
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他大呼一声：“快闪开！”这声音如惊雷一般，全无平日的细弱。在车下的知青惊闪退后的那一刻，原木“哗啦”一下滚落下来，如洪水一样把他冲倒，一根粗大的桦木砸在他的胸口，他紧紧地抱着它。血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他再也没说一句话。他苍白的脸上挂着水珠，那不是泪水，而是点点春雨。
那一刻，雨停了，天也晴了。太阳透过树林，把一束强光像舞台追光一样照射在他的身上。嚎哭声打破了山林中长久的宁静。
当我从营部赶来时，他已被停放在松枝搭起的灵棚中。他的脸上没有痛苦，还是穿着他平时最爱穿的那件旧军装。他的周围摆满了女知青们从山上采来的刚开的紫色达子香。
我哭了，我想起几个月前，他在营部当农业技术员，我当通讯报道员，我们睡在一铺土炕上，晚上在黑暗中，我们一起朗诵郭小川的《大风雪歌》；我想起，他在我们的屋子的窗台上摆满了木盆，里面长满了绿苗；我想起，我们一起组织营部的知青大合唱，他领诵，我领唱……
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有追求，有抱负，我们所在的这个营地处深山密林中，有利于戍边，但不利于屯垦，基本没有多少地可以开垦。他和熟悉农业生产的柴营长跑遍了周边的山河，寻找可以耕种的土地；因为这里无霜期太短，他立志要培养一种早熟的小麦品种。在最严寒的季节里，他开始了在窗台上的试验。
他很浪漫，喜欢文学，能背许多诗，自己也写；他爱唱歌，会识谱，他是营部这些知青的精神领袖，逢年过节领着我们排节目。我们甚至排了一部小话剧《站台上》，是反映中苏人民友好的，他演一个苏联老工人。那是在珍宝岛事件之后。那剧本是我写的，他改的。
葬礼在营部前那片白桦林里举行。他的弟弟和他的未婚妻从伊春赶来了。他的弟弟比他高壮，像一个男子汉一样默默地流泪；他的未婚妻哭得没有站立起来的力量，由两个女知青搀扶着。全营的战士排着队，每人向深深的墓坑扔下一锹土。渐渐地他那桦木制作的棺材被掩没了。那几个几乎被倒落的桦木砸倒的知青痛哭失声。那是我经历的最难过的时刻。
那一天阴沉沉的，山林里起风了，呼啸着好像在呜咽。
那之后，奉营首长之命我写的关于这一事件的简报，送到了师部。根据首长的指示，师政治部组织了他的事迹的报道组，我自然身在其中。先在营里和他工作的连队进行采访，然后我领着报道组，去了他的母校伊春一中、东北农学院，他的老师都说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为他的死而惋惜。在“文革”中，因为是好学生也受到冲击，可他还是积极向上。毕业分配时，他是主动要求去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我去看望了他年迈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流了许多泪，说自己的孩子为救别人而死，死得光荣！他的弟弟到山上采回鲜蘑菇，用鸡炖了给我们吃，说他哥最愿意吃这个菜。我没有去看他的未婚妻，不愿意打扰她刚刚平静的生活。
回来后，我写了长篇报道《为人民献青春我心甘情愿》，发表在《黑龙江日报》《黑龙江青年报》《兵团战士报》上，兵团政治部作出决定号召全兵团向他学习，省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在那篇报道中，我写他舍生忘死的壮举；我写他积极要求下连队锻炼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写他像大哥哥一样关心知青，他跑十几里的路，回营部取回他的新雨靴，剪成一块块，为大家补漏雨靴；我写他一次次为了工作推迟婚期，在牺牲的那一天早上，拿出一块准备结婚做被子用的花布，请一个女知青给连队每一个人做一个牙具袋。
死后，战友在他没寄出的家信背面看见了这样两句话：努力奋斗，与工农相结合，其乐无穷。为人民献青春，我心甘情愿。
我还写到，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毛主席“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的教导响在他的耳边，刘英俊、王杰等英雄形象耸立在他眼前，“随时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入党誓言涌上他的心头……
我还写到，他这一扑，表达了一个革命青年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这一扑，标志着一个知识青年沿着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攀上了共产主义高峰！这一扑，闪烁着革命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伟大精神的光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