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说，我们姐妹见过两次周总理，第二次，是在1965年7月，他陪同緬甸外宾来沪访问时，观看上海民兵军事表演。在我们三姐妹射击表演结束后，周总理接见了我们，他笑着说：“你们哪个是老大、老二和老三？”我们争着说：“我是老大！”“我是老二！”“我是老三！”总理和蔼地点头笑了。可能在场的领导告诉了周总理，我们的大哥咸镛泉牺牲在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了，他用深沉的语气嘱咐我们：“要继承你们哥哥的遗志，好好练习本领，保卫好国家！”
“没想到，周总理的这一句话决定了我们一生的命运。”说起这件往事，老大、老二十分感慨。
咸家三姐妹出生在1950年1月8日，那时上海刚刚解放几个月，她们是这个城市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例三胞胎。他们的父母生了9胎，共11个兄弟姐妹。当时父亲在电车公司当乘务员，家里生活特别困难。妈妈望着这个可爱的女儿默默流泪，她不知道能不能把她们养活。这时市妇联主席章蕴赶到医院看望她们母女。她给她们送来一大包大人和孩子用的衣物，她拉着母亲的手说：“大姐，你把两个儿子交给了党，送去参军，我们帮你养育个女儿。”就在医院，章大姐作出决定，给她们三姐妹吃奶粉、请保姆。这之后，她们母女在医院住了9个月，一直到个孩子断奶。回家后，政府还每月给她们50元的补助费。为了感谢政府对她们的关怀，父母给她们起名为慕真、慕和、慕群，意思为仰慕真理、和平和群众。后来大哥在朝鲜战争中牺牲后，政府又把她们送到刚成立的上海市中国福利会幼儿园，一直免费供养到上小学。
老大说，我们全家一直有种感恩的思想，当我们上小学时，父亲决定不能再要政府的补助了。那时学费也便宜，最后学校给了半免，一个学期每人才6元钱。
到了1968年，正好我们初中毕业了，我们一心想当兵，因为周总理说了要我们好好练习本领、保卫祖国，当兵是保卫祖国的最好岗位了。可当时我们住的卢湾区只有两个女兵指标，我们检查身体就没通过。这时听说黑龙江兵团也来招人，上兵团也能保卫祖国，我们跑去报名。可区里不同意，当时我们姐妹人经常参加军事表演，市里不想让我们离开，答应将来可以安排工厂学徒。可我们坚决不同意，就是要上兵团。
我们姐妹个一商量，决定写血书表决心！我划破手指，在一张大白纸上用流下的血写道：“我们姐妹是党和政府培养大的，现在我们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请组织一定批准！”因为字太大，我手上流的血不够，老二、老三又都用刀划破手指头，才写完，结果用了张纸。我们把这份血书送到区知青办，当时写血书要求到边疆的不少，像我们个姐妹一起写血书的，谁也没见过。他们被感动了，上级终于批准了我们的请求。
8月1日我们三姐妹一起登上了北去的列车。父母都到车站送我们，就像当年送两个哥哥当兵一样。他们都在流泪，我们却在笑，这回可以实现周总理的嘱托了一我们也拿起枪去保卫祖国了。
列车呼啸着一路北上，最后她们在一个叫拉哈的小站下车，又通过摆渡过了嫩江，然后又换汽车，她们的目的地叫查哈阳，那里是兵团55团的所在地。展现在这帮上海知青面前的是无尽的荒原，还有星星点点的土房，难道这就是兵团！
他们很失望。老乡们也很失望，听说来了不少上海姑娘，他们跑去看，怎么没有穿高跟鞋、旗袍和烫头发的？在他们的想象中，上海姑娘就该是这个样子。他们许多人连火车都没坐过。
三姐妹被一起分到了55团营16连，老职工们惊喜地看着长得一模一样的个漂亮的小姑娘，表现出一种真诚的怜爱。可她们很要强，经过集中学习后，马上参加了工作，第一个战斗是割大豆。过去听说大豆摇铃是北大荒最美的季节，可望着通向天边的豆垄，心里真的很犯怵。她们弯下腰，挥起刀，豆荚刺手，肉疼心跳，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几个小时，她们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只好跪着割，后来跪着也割不动了，就坐在地上割。她们不时抬起头看，那垄头还是那么遥远。姐妹们都哭了，其实当民兵时练基本功也很累，但从未遭这么大的罪。但是她们都是偷着哭的，生怕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软弱。
姑娘们，尽情地哭吧，哪个女知青没在北大荒流过泪？那眼泪会把你们浇灌得更加坚强，坚强得像路边的松树，可以抵御北国的大风雪。
老大不承认当年自己流过泪，她说当时我们个互相鼓励，咬牙挺着，干什么都要走在前面。下了工，我们凑到一起读书、讨论，写读书笔记，思想一充实，什么困难都不在乎了。后来老二被调到了连队的小学当老师，我和老三当上了拖拉机手。小的时候，很崇拜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那真是很豪迈的工作，开着红色的东方红拖拉机在绿色的荒地上奔跑，看着后面的大犁翻起黑浪，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这时老三就会高声歌唱：“北大荒，北大荒，我把青春都献给你……”她歌唱得特别好，就是在北大荒的田野里练的。
老二说，在北大荒当老师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小学校是土房，条件很差，冬天时特别冷，我被冻得得了气管炎，可没耽误学生的一天课。搞的是复式教育，一个班好几个年级，语文、数学、音乐、体育，我都给教。那些孩子特别朴实可爱，过端午节时，每个学生都给我送来鸡蛋、鸭蛋、鹅蛋，一个书包都装不下。我不好意思收，要退回去，校长说那可是家长和孩子们的心意呀。我就送给老大、老二和其他知青战友吃。现在还常梦着这些孩子。
北大荒喜欢要强的个上海姑娘。197年，她们人陆续被调到了团部，老大被调到团科研连，她很热爱科学种田，在这个连里当过保管员、出纳员和团支书。老二被调到团部医院当护士，开始她不同意，要和老大调换，因为老大修水利时累出过肝炎，科研连比医院劳动强度大，她要姐姐到医院，自己去科研连。她还去找过团政委说情，他表扬了她有风格，但还是让她服从了命令。最后她把自己的手表给了老大，三姐妹只有一块表，她当老师时，两姐妹说她更需要，现在她说老大搞科研更需要。老三被调到团修理工厂当翻砂工，那也是很累的活，但老三是个乐天派，每天又唱又跳的，干得很欢。
一到休息日，老二、老三都往老大那里跑，她们连离团里还有10多里的路，虽然老大只比她们早出生几分钟，但两个妹妹都听她的。她从小就出头，热心又有主意；老二性格内向，是个慢性子；老三直爽，性格活跃。她们来了，老大忙着给她们包饺子，做好吃的。她们在一起更多的话题是议论周总理，她们一起回忆和他老人家见面时的幸福，更多的是为他担心。中国正陷于“文革”的混乱中，周总理最累、最苦，她们真心地祝福他能领着中国渡过难关。
我说，周总理是中国人心中最劳苦的领导人，一想起他，我们心里就难过。你们能不能给我说点快乐的，你们谁先搞对象的？老二瞧着老大笑。老大很开朗，“那我就说吧！”她的朋友叫李素宝，也是上海知青，只比她大1天，是她们连的农工排长。干活时，比如锄地、收割，他总和老大垄挨垄，他总干在前面，然后帮老大干一段，干别的活也总是想法帮她。开始是为了回报，老大一有空就帮素宝洗衣服、拆被子。素宝拉痢疾，她还给他买过鸡蛋。有一次素宝到拉哈运东西，回来时给她买了斤黑枣，说给她妈妈买的，那时老大正准备探家。等探家回来时，她又给素宝捎了两双尼龙袜子，说这是我妈给你买的。那时，这可是金贵的东西，老大留个心眼，就是不想欠人家的。有一次，他们同时在上海探家，小李请她到家玩，结果要吃饭时她跑了。
后来她对小李说：“我是要扎根边疆一辈子的，你很有前途，有机会去上大学，我不和你处朋友，是怕拖累你！”她的真诚更让李素宝感动，他说：“我非你不娶！如果需要，我和你一起扎根。”
1976年1月1日，就是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号召8周年的那一天，他们结婚了。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日子，借此表达他们的决心。可是再大的决心也挡不住潮流，1979年已经在北大荒安了家的老大和素宝也跟着大家返城了。但是他们用11年的青春证明了他们对那片土地的深情。
回城后他们想用自己的成熟和经验再为家乡做一次奉献，可惜***年素宝患了食道癌，那时他是纺织机修厂的优秀工人。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住了次院，每次都是老大昼夜陪护，两把椅子并在一起就是她的床，最后一次从夏天一直住到冬天。在女儿去考中学的那一天，素宝不行了。这时身高1米77的英俊汉子已经骨瘦如柴，他拉着妻子的手说：“我欠你的太多了，本来就没挣多少钱，为我看病都花没了，又给你扔下一个女孩子。我死了以后丧事从简，饭也不要吃……我真的对不起你了，找个好人重新开始生活吧！”……
老二说，素宝死后，大姐的日子特别艰难，为了能多挣点钱，已经在江宁环保设备厂当总支书记兼副厂长的她，又调到一家福利机构当会计。最困难时她曾到医院卖过血，每月卖次。我和老三知道后都哭了，我们说，有什么困难我们能帮你呀！现在大姐的日子好了，女儿大学毕业，有了一份好的工作，也结婚成家了。现在老大都当外婆了，外孙女都7岁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