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报纸上看到了，在01年1月7日闭幕的黑河市政协第五届一次会为金训华烈士送花圈议上，张强富再次当选副主席。当年曾有几十位上海老知青进入当地县团级领导岗位工作。现在他们多数因为年龄到限退出领导岗位了。因为是非党干部，张强富还工作在地厅级领导岗位上。他和我说，我是黑河硕果仅存的知青干部，还是要多为当地老百姓做事，也为咱们老知青争光！
我说，你好好干吧！将来我再给你写一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19.忏悔高岗屯许多知青在回忆文章中緬怀自己的苦难、宣扬自己的贡献的时候，同为知青的作家张抗抗却说，知青应该“忏悔”一“如果知青能够正视自己当年的愚昧无知，正视狂妄自大和胆怯懦弱，正视虚荣和野心，正视私欲和利己动机，知青便没有权利认为所有错误和罪孽都是时代造成的；知青不仅是受害者，在受害的同时，为了摆脱苦害，知青彼此之间的残害争斗，甚至波及周围的人，直至互相的戕害。”
可惜没有几个人响应张抗抗的号召，因为公开承认自己的丑恶，撕开自己的伤疤，那是很痛苦的，那是需要勇气的！
然而，我还是看到了在黑河的爱辉公社高岗屯插队的上海长缨中学的知青陶建义的忏悔^“在高岗屯的8年中，我们还犯下了终生不能原谅自己的一次错误。屯子里有两个富农，其中一个是铁匠。铁匠和女儿、女婿、外孙女一起过，女婿是个党员。一家子过得挺不错。可自打我们下到屯子里，他们家的日子就变了。为了教育我们不忘阶级苦，队里召开批斗富农分子大会。我们除了狠狠批斗他们，还让他们和黑五类一起监督劳动，清扫队部和知青门前的操场，一旦发现地没扫干净，还要挨罚。50多岁的铁匠被整得实在扛不住了，在一天深夜自缢身亡了。
“他死后，一家人连哭都不敢大声，悄悄地将其检入棺材埋了。当时我们根本考虑不到当地的风俗，想当然地认为：上海的工人阶级死后只能火化，一个畏罪自杀的富农凭啥要睡棺材！于是我们这些义愤填膺的知青赶到林子里，将其坟墓掘开，从棺材里拖出尸体，重新扔进坑内直接埋入土内，最后将棺材劈碎了，拉回宿舍烧了炕。为了支持我们的行动，当晚公社派干部到队里召开了批判黑五类大会……”
陶建义在这篇《高岗屯一人生的新起点》中说：“现在回忆起当时我们所作的孽，后悔不已。而这家人对我们置其亲人于死地的暴行没有丝毫的抱怨，是多么宽容啊！0多年过后，我们只能在此请求他们的宽恕了。”
我想，如果有机会见到陶建义，我会问他，当你们把那个勤劳朴实、胆小怕事的富农从棺材里拉出来时，你们的手是否在发抖？当你们躺在那被棺材烧热的土炕上，是否能睡得着？当你们再碰到那富农的亲属时，是否可以抬起头？
其实那是一个让人发疯的年代，怀着正义的冲动而发疯的年轻人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无论在“红卫兵运动”还是“知青运动”中，这样的悲剧都发生过，他们的错误应该受到谴责，更应该受到批判的是那个蛊惑和煽动人们兽性的“运动”！历史已宽恕了那一代人的错误，但对每个人来说，忏悔也是必要的。
勇敢真诚的老知青陶建义为我们展示那一幕曾让他0年灵魂不得安宁的悲惨图景，让我们所有受惠于黑土地的老知青，都无地自容，我们深感有愧于黑土地，有愧于众乡亲！
看了陶建义的文章后，我就决意要去一次高岗屯，寻找老铁匠一家，当面转达陶建义和我们所有知青对他们的忏悔和歉意！
8月的黑河大地被浓浓的绿色覆盖着，间或也有一片片金色点缀其间，那是成熟的等待收割的麦田。高岗屯离黑河市不远，出城南行半个多小时，就看到这座红砖灰瓦被绿树和庄稼环抱的村落。在支部书记家，几位当年和知青朝夕相处的老乡正在等我们，招待我们的是从冰箱里拿出的矿泉水和从地里摘来的西瓜。
我先问起了陶建义，一位姓郭的老乡说，他们那批上海知青是1970年春天来的，我打着牌子到北安火车站去把他们接回来的。一下子来了80多人，都住到俺们各家各户了，每家摊上个三五个。那帮孩子最大的0岁，最小的十六七岁。真是吃了不小的苦，地里的活什么都干过，五冬六夏，吃苦挨累，挣不了几个工分。他们还替队里出工修过公路，在深山老林里，住帐篷喝山沟水，劈山开路，罪没少遭。他们还替我们挖过备战地道，从爱辉公社一直挖到江边，把孩子们累坏了！还有的孩子在施工中牺牲了，虽然不在我们队，但其他村有过这样的事！看着这些孩子年纪这么小，跑这么远，干这么危险的活，每一个老乡都心疼他们，愿意帮助他们。
批斗会带来灾难，带来永久的悔还有那位给知青当过班长的老乡说，我们队的知青可有出息了！有个入党的，出了个队长、个医生、个会计，还有个上大学的。陶建义就是上大学走的，好像上的外语学院，毕业后还在黑河外事部门工作好多年，后来回上海了，他走得很晚。
这位老乡说的是事实，我在黑河采访时，无论在哪个地方，他们都说到知青对这个边远的地方发展的贡献。无论哪个村，只要有知青的，一年之后村里的主要岗位，无论是干部，还是教育医疗技术岗位，多数都被知青“占领”了。不是知青要干，而是当地太需要了。
我不得不“书归正传”问到了高岗屯“批斗富农致死”的事件。他们沉默了一会儿，还是说了，当时挨斗的两个富农，一个叫肖长柱，一个叫肖长发，是兄弟两人。自杀的叫肖长发。那人很老实，在屯子没有民愤。全屯子的人家都是外来的逃荒户，老肖家开荒地多，还拴了一挂马车，被定为富家，全村数他家成分最高，要搞阶级斗争，只能批斗他家。
我又问到了陶建义回忆的“批斗”、“劳改”、“自杀”、“挖坟”、“劈棺”、“埋尸”的情节。他们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一再说，批斗是在地头进行的，在地头的松树上挂着“打倒肖长发！”的标语，知青没有打他，批斗会后他自己吊死在自家的仓房里的，这事儿不怨知青，当时他们很小。别的屯子也有这类事儿。老肖家从来没有谁怨过知青，屯子里的人早把这事儿忘了！我又问起肖长发的后人，他们说，他的姑娘总是有病，搬到别的屯去了，他的姑爷当过大队长和公社卫生院长，前几年去世了。
“我想看看老肖家的人，表达一下我们的歉意！”
村支书说：“他们家的人找不到了，再说这事儿过去的年头太多了，没人再想着了！算了吧！”
接着，我们不得不转换话题，说到知青和老乡们的情义。他们说，当时知青住到我们各家，我们像对自己孩子一样，那时队里很穷，家里也都很困难，我们还是把好吃的拿给这帮孩子吃，每天收工回来，我们早早地把炕烧暖和。他们的衣服穿破了，我们就给他们补上。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大宿舍，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我们都给他们送去。他们来的第一年，有几个知青没回家过年，队里的干部早就做了安排。大年三十晚上，漫天下着大雪，我们去了一大帮人和他们一起过年，在欢声笑语中，一气包了两大麻袋冻饺子，让这几个青年吃了一正月。
老乡们记得的都是知青的好陶建义也在文章中回忆：“年初一到初三，我们被安排到不同的老乡家过年。到了老乡家，炕桌上早已为我们摆好了饺子、黏米糕、苏子包。中午和晚饭，顿顿都是10个碟子、8个碗。家家都是煎炒熘炸，像摆酒席。一位满族大婶，因大叔在大队机耕队工作，没轮上知青上她家过年。初四的一大早，大婶就来请我们到她家去。我们说，队里没安排就免了。大婶急得掉了泪。实在拗不过，我们随她去了，这才算完事。”
老乡们又讲了许多知青帮助关心他们的故事。如知青赤脚医生半夜为妇女们接生，不怕脏和累，平日挨家挨户为乡亲看病，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随叫随到，那些年看病可方便了！这些孩子可仁义了，总帮五保户和军烈属家干活，谁家有点困难，他们总是跑在前面。那位年轻的支部书记更有高见，他说：“知青给我们带来的文化影响最深远。我们高岗屯原来是个又穷困又落后的移民屯，知青是我们的老师，让我们看到了外部世界，让我们懂得了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懂得了只有学文化才能根本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知青帮我们屯子办了夜校，学马列学毛选，还学数学语文，还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成本大套地演《红灯记》《沙家浜》，还举行过篮球、足球和乒乓球的比赛。在我们这样一个小山村里，这样的文化景观，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奇迹！那是我们屯子历史上文化生活最活跃的时期！我们这一茬村干部都是当年知青的学生！没有知青插队，肯定不会有今天的高岗村的繁荣和发展！”
听了支部书记和老乡们的话，我紧束的心有了些许的宽慰。对于每一个老知青，我们不能不感恩于这片黑土地和那些曾养育过我们的乡亲；同时不要忘了忏悔一自我反省和检讨我们当时的过错和失误，经大彻大悟后，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这样我们的和别人的血和泪才不会白流！
这篇文章写好之后，曾在《黑河日报》发表了。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他说他是文章中写的那个富农的外孙子。他在乡政府工作。他说，他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他当然为自己的前辈遭遇的不幸难过，但也谅解当年知青的过激行为。他说，我什么时候到黑河时，一定见一面。他说，他喜欢我的文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