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文革”中父亲都在被审查，也没有能力顾及我的哥哥。后来他落实了政策，我陪着他和母亲到北安农场局找过哥哥的下落。他们查了哈青农场（一师独立一营）的档案，最后告诉我们因为火灾事故倪少兴已于1969年1月6日晚死亡了。按政策给了我们两千多元的补助。当时母亲哭得昏了过去。回来后，她一病不起，不久就病逝了。几年后父亲也郁郁而终。他们生前的遗愿就是能去哥哥遇难和安葬的地方给他扫墓。
“后来我知道了，哥哥当年下乡的农场早就撤销了，土地也交给了当地的农民了。我们想去扫墓，可不知在什么地方。这回好了，哥哥死亡的过程我们也知道了。如果你能提供一下哥哥墓葬的准确地点，我们特别感谢！”
为了完成倪少滨的嘱托，后来我又回了一趟哈青一当年曾留下我们无数青春记忆的地方，无论是痛苦还是幸福，它都如胎记一样刻在我们的身上。沿着新修的高速公路，5个小时就到达了边境名城黑河。又沿着平整的公路，向西行驶，路旁粗壮的白桦树挥舞着嫩绿的枝条，好像在为我指点进入“青春圣地”的方向。我们的车时而沿江而行，时而爬上山坡，时而穿过林海。个小时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叫西峰岭的小村，现在它已在地图上恢复了“哈青”的地名。
可惜，山河依旧，我们已难以找到知青营地的旧模样了。热情的老乡帮我们辨认了几栋旧营房，然后指着房后的一片大豆地说：“当时这里有几座知青坟，我们开荒时地都平了。这几年不断有人来找过，我们也说不清那个人埋在什么地方。”
那天刚下过雨，通往那片大豆地的路特别泥泞，我们在地头采了一束野花，摆在地里，又在地头烧了一些黄纸，便结束了这次寻魂之旅。
那天，我的心情不好，地头烧纸时，热泪长流，掩面而泣。
回来后，我给倪少滨打了电话，如实地说明了情况。
他去没去给哥哥扫墓，我就不得而知了。
9^走出伤心地凡是当年在黑河下乡的知青，谁都忘不了龙镇。这个三等小站，当时是黑龙江省北部线的终点，无论来自北京、上海还是天津、哈尔滨的知青，都在这里下火车，再转乘汽车、拖拉机、马车，分赴荒原深处和密林之中的几十个兵团农场的几百个连队，豪情满怀地投身屯垦戍边的战斗。当然，他们返城度假，也在这里乘火车。在“胜利大逃亡”的知青返城的浪潮中，这里演过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有的丈夫或妻子走了，他们却留了下来，从此天各^’方0
这里曾像战争年代的兵站一样，每天涌动着穿着黄棉袄的年轻人。这其中，有的人后来成了在中国有影响的人物，如国务委员王勇、曾担任过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天津知青解振华、外交部副部长的北京知青王毅、黑龙江省省委副书记的哈尔滨知青刘东辉、山东省省长的北京知青姜大明……
去年冬天，在那个飘雪的日子，在去黑河的路上，我有意绕到了龙镇。它已成了一座街道宽阔、建筑现代的小城。那黄色的火车站还在，可广场上十分冷清，全无昨日的青春喧嚣和人群熙攘了。我在站前徘徊许久，找不到我和战友们当年的足迹，更听不到他们的哭声或笑声，却想起了一个上海老知青袁启鸿的悲情故事，因为龙镇是他的伤心地。
老袁和我一样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本来我们都有着美好的人生前景，当年我们虽然分别在上海和哈尔滨，但都被推荐为留学法国的预备生。正准备去北京的外语学院学习时，从天而降的“文革”如狂风暴雨，把这一切都化作泡影。我们的档案又从外交部退回到我们的学校，后来又转到了北大荒，当年一位管档案的朋友神秘地告诉我：“不得了啊！你原来是外交部的人啊！”我苦笑着说，现在不也在北大荒种地嘛！
1968年8月，他受上海黄浦区的委托，带领00名知青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一师五团所在地五大连池下乡，另外的一部分人由同是老局二的优秀学生、现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方存忠带队，去了5师的查哈阳。半年以后，工作能力突出的老袁被师后勤部调到龙镇组建物资批发站。当时他还没入党，却被任命为站的整党小组和清查专案小组的成员。
真是福兮祸所伏，他的人生悲剧就此开始了。
1970年月，在老袁刚过完岁生日的第二天，他突然被隔离审查了。一时间，批发站院里贴满了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袁启鸿”的大字报，罗列了他的“八大罪状”：“张贴反革命标语，唱反革命歌曲，组织反党小集团，为反革命分子翻案，非法混入共青团……”
其中最严重最惊心的罪状是“张贴反革命标语”。
现在看来十分荒诞，当时却是触目惊心！
1969年1月，为欢送一师的“毛泽东思想讲用团”到哈尔滨开会，当时他们在孙吴县集合，然后途经龙镇，到哈尔滨去。龙镇批发站在招待所门前搭建起彩门，要在两米多高的门楣上贴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那天晚上又黑又冷，老袁从哈尔滨出差回来，看到负责贴标语的两个女青年很辛苦，就跑来帮忙。他站在两个摞起来的方凳上，两个女青年一个为他扶凳，一个给他递标语。为了贴得匀称，老袁先贴当中的“席”，再贴第一个“敬”和最后一个“疆”，再贴“毛”和“寿”字，接着贴“祝”和“主”字，最后贴“万”和“无”字。
由于写的是隶书字，“万”字和“无”字有些相像，又由于天色昏暗，最后把“万”字和“无”字贴倒了，“万寿无疆”变成了“无寿万疆”！
“天天读”是那个年代必须的
第二天早上被明眼人发现了，他们吓了一大跳。老袁他们马上改了过来，又作了认真的检讨，但仍无济于事。就这样祸从天降，这件事成了他最大的罪行！
“罪状”中说他组织反革命小集团，是因为他自发组织几个爱学习的青年学习哲学，经常讨论理论问题，还办了一个“学习园地”。
还有人说他自己在宿舍唱歌时，把“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唱成了“我听枪的话，党听我的话”。
所谓“混进共青团”是因为他的入团登记表上少了一个公章！
其实，老袁被编织这么多罪状的原因，是因为他公开反对在只有400人、成立不到一年的批发站揪出了17个“反革命”和“贪污犯”，因此他得罪了主要领导。
这位掌权者亲自发动了这场对一个无辜知青的政治运动。这在当时很时兴，政治觉悟特别高者，有政治理想（应该说政治野心）的人经常抓住机会搞这样的“运动”。
老袁成了第一个从知青演变成“反革命”的典型，上级向全省发了通报，为了杀一儆百，也为了教育“政治觉悟不高”的知青，随后开始了对他的武装看押和在农场的巡回批斗。首先他被剃了鬼头，肯定能吓哭小孩子的样子，但他不太在意，因为“文革”中遭这种厄运的老干部很多，他不高兴的是，还让他付了角钱的剃头费。
游斗是在严酷的1970年初春进行的，范围是从龙镇北到孙吴，南到德都的方圆几百公里。批斗他的多是和他们一起来的知青，虽然已经来到边塞，但红卫兵们的革命意志并未消退！批斗前他被捆住双手和双脚，堵住嘴，扔在解放车的车厢里，脸被冻得青一块紫一块。一般要走四五个小时，如果要小便只能在裤子里解决了。一到目的地下了车，或立即进会场接受三四个小时的批斗，或者先去干掏厕所的脏活累活。
有时开完批斗会已经半夜了，满身伤痕的他刚躺下，又进来一些人把他从坑上拖下来，用麻袋套在头上，接下来是一阵拳打脚踢……又是知青们的恶作剧，老袁也是哭笑不得。穷极无聊的青年们，以折腾别人为快乐。这也是“文革”的恶习吧！
这个0多岁的青年的忍受能力到了极限，他默默地流泪，在思考着用什么办法可以少一些痛苦地死去。因为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了。一年前，他是怀着多么美好的愿望来的，可现在他的面前一片黑暗。终于在1970年5月的一个寒夜，他趁看守他的人熟睡的时刻，把一条绳子挂在了房梁，并把自己的脖子伸向了绳套。
这时他看到满天闪烁的星斗，他遥望南方，那是他家乡的方向。这时拂面而来的还有些凛冽的春风，一下子让他清醒了。他想起了父母早逝后把他养大的姐姐，想到了多年关爱他的老师、同学；他也想到了如果就这样死去，谁来为他洗刷不白之冤！
在犹豫之间，终于被人发现，他走出鬼门关，又回到了地狱。批发站的工作组决定把他送进监狱，建议判刑1年，但那个特殊的时期，监狱已人满为患了，他们无力接收。老袁只得就地改造。当时每天5点钟起床，先到煤场装一车6吨煤，早饭后清扫供应站大院，掏清厕所，再为全院个食堂的15口大缸挑水，每天18吨，每挑一担水要走100米！马不停蹄般干完这些活，已是晚上10点多钟。他每天爬上床铺都十分艰难！这大大超负荷的劳动，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承受的。但是岁的袁启鸿忍受了，那是一种青春生命的力量。
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师里的一位副政委说话了：“一个0多岁的小青年，千里迢迢从大城市跑到你穷山沟，就是为了来当反革命的？你们这么做怎么能让千千万万个知青家长放心！”1971年初夏，老袁被解除看押，“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下放连队劳动。这以后他又去大兴安岭伐木，在零下5度的严寒中，他学会了把顶天立地的大松木放倒、归楞、再装上汽车运走，也学会了用大海碗喝酒。他又恢复了做人的尊严，还赢得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哈尔滨姑娘鲁际的爱情。这是东北姑娘的特点，她们特别同情弱者，心甘情愿地与他们生死与共，后面的故事还有精彩的事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