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个人而言，有些时候做有些事，很难清晰地分辨是对是错，更多的是基于内心想还是不想，仅此而已。
刘义隆从姐姐家里出来，被凉风一吹，立刻就清醒了，管什么对错是非，凡是顺我者一律让他们名利双收，凡是逆我者一律让他们不得好死。
这份霸道不是无故而生，是刘义隆的个性使然。
失意的童年让刘义隆的性格极其内向，但内向不是愚蠢，只是把所有想法都习惯藏在心里，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这种性格的另一面会让人有极强的控制欲，且当受到侵犯或是自以为受到侵犯时，反应极其强烈。
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刘义康等前后五个朝中重臣，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对朝局也都有着至关重大的影响，当然也都犯了刘义隆的忌讳。
前三人的错误非常明显，身为朝臣，居然胆敢擅行废立，虽然拥护刘义隆登上皇位，但在刘义隆看来，自己极有可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绝不是他想要的，他要掌控一切。
檀道济之所以也成了刘义隆的眼中钉，是因为他见证了刘义隆从弱小无依到统御全局的变化，熟悉刘义隆的一切黑历史，而且檀家军的威力弛名国内外，却与刘义隆没有半点关系，刘义隆对此非常不爽，如果类似檀道济这样的人物是刘义隆一手培养起来的，那么刘义隆多半会大力包容和宠信。
当然也有例外，刘义康是刘义隆一手培养起来的，但他那么做是为了“捧杀”，并不是为了利用刘义康的能力。
刘义康有能力吗？
当然有，不单他有，刘湛等人也都是才华横溢之人。
人无完人，虽然这些人的才华本可以用来报效国家，但同时也有许多缺点足以威胁朝廷，关键在于在上位者如何引导和利用。
那是个极其复杂的工作。
但刘义隆却对此表示毫无压力，因为他眼里不容沙，不管对方优点有多么突出，只要有一项缺点让他不爽，那么这个人甚至连改正的机会都没了。
同样的，不管对方有多少缺点，只要有一处让他感觉心旷神怡的优点，那么这个人就是能平步轻云，就是能荣耀加身。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文官部长王球，是个典型的东晋清淡余孽，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因为文采斐然，且口才颇佳，深受刘义隆的尊敬。
当然最令刘义隆欣喜的，还是朝臣足够的忠诚，如果有谁像一条死狗一样竭诚尽忠，刘义隆必会对他刮目相看。
然而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有各自不同的脾气性格，不可能全都令刘义隆满意，所以刘义隆当皇帝这二十年，其实没有哪天是发自内心的欢喜的，时刻存在一种“总有刁民想害朕”的担忧。
连自家兄弟也不放心，比他爹还更多疑。
刘裕当年虽然噬杀，但对家人还是很亲近的，兄弟刘道怜的人品极差，但刘裕仍旧对他善加利用，而不只是紧盯着他的缺点不动。
刘义隆则不然，就算是自家兄弟，只要显露半点不敬的意思，立刻切断血缘关系，大打出手。
他以为这是大义灭亲，最后能把所有反对势力清除干净，营造一个纯粹的朝局，初衷虽值得鼓励，做法却过于极端，因为异己是永远都存在的，没有绝迹的那一天。
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悲剧的是，他的后代也会胜于蓝，最后的作为比他更加凶暴，索性连美好的初衷也不要了，完全就是杀之而后快的粗暴念头。
刘宋后期各种惨绝人寰的事件，究其根源，就是刘义隆立下了不良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何其巨大，任何言行都对后来者有着深远影响。
刘义隆若是能预见多年后的变化，不知作何感想？
自责的念头多半是不会产生的，更大的可能是抱怨子孙的不肖。
大环境决定了集团领袖永远都是对的，只有在集团行将崩溃时，才会被人指出各样错误。
此时的刘宋王朝除了死了一批又一批的大臣，并不致崩溃，所以领袖是不会犯错的，他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只是凡夫俗子不理解而已。
参不透这个潜规则，往往会遭到严重的报复。
刘义康倒台之后，南兖州督导官、江夏王刘义恭上位，担任宰相，并主管朝廷机要。
刘义恭就很聪明，至少清楚那个潜规则，无论皇兄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是对的，即便不符合常理，即便伤天害理，可以不拥护，但绝不能表示反对，甚至露出半点排斥的念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刘义恭虽接受了主管朝廷机要的重任，却并不敢过问政事，只是在文书上签字而已，表现得十分合乖巧，生怕哪里触怒了刘义隆，重蹈刘义康的覆辙。
刘义隆对此非常满意，他要的就是这样的臣属，可以无才无德，但必须乖巧听话，只要表现得足够温顺，就算有些其他小毛病，也能包容之。
在政事上没有机会有所建树，刘义恭便把精力放在生活上，衣食住行都特别讲究，相应的也特别耗费钱财，刘义隆大手一挥，产生的所有费用，政府全都承担，放心大胆去花！
不幸得罪了刘义隆，下场必定十分凄惨，但如果能取得刘义隆的欢心，可是美不胜收的。
关于这方面，殷景仁最有发言权。
可惜他运气不好，之前是忍辱负重，担当皇帝在朝臣中的金牌小卧底，许多福利都不能享受，一朝苦尽甘来，终于成了朝中最红的那一个，可谓名利双收，但在他最荣耀的时候，却被“急流勇退”了。
刘义隆处理完了刘义康事件的善后事宜，开始好好奖励殷景仁，加授他京畿卫戍总司令，而且原来的政府副行政长官、文官部长等职，依旧保持。
结果殷景仁到任不久，病情陡然加重，终于没能熬过440年的寒冬，于11月29日，撒手而去。
可想刘义隆的悲伤心情，毕竟找着个合脾气的人，真的不容易。
可是新的一天还是要继续的，刘义隆默默哀悼了几天，任命高级国务官王球为政府副行政长官，任命始兴王刘濬为京畿卫戍总司令，由二人接替殷景仁的职务。
刘濬本年只有12岁，总司令部的各项事务，全权交由秘书长范晔，和主任秘书沈璞处理。
范晔是范泰的儿子，沈璞是沈林子的儿子，都是名门之后，也各怀神通，倒是不错的辅臣。
尤其《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更是出类拔萃，一度成为朝中焦点。
范晔不久便升任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官，政府文官助理官沈演之，则升任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共同掌握京师的皇家禁卫军。
虽然才华非凡，但范晔有着当时许多文人的通病，那就是蔑视礼教，行为不太检点，因此遭到士大夫阶层的鄙视。
但范晔依旧我行我素，且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后汉书》的创作中，本职工作就显得消极得多。
政府文官部长何尚之，报告刘义隆说：“范晔的志向兴趣非同常人，最好是派他出任广州督导官，如果继续留在朝廷，将来难免要闯出大祸，那时只怕不得不诛杀，而不断诛杀大臣，可不是国家幸事。”
刘义隆面露难色：“刚杀了刘湛，如果再把范晔赶出京师，别人会认为你们不能包容人才，也会认为我容易听信挑拨离间，只要大家都知道范晔的毛病，他就不能为害了，调任一事，不必再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