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新政开始实施后的第二年。
这一年中华民国通过规定商品生产规模、市场分配，成功的将大量民资淘汰，同时也让经济开始重新复苏。
过剩的产能经过不断的调整，实现了国家工业的复兴。而且淘汰了落后的产能，保留了先进的产能。
在民用商品方面，基本上发展得已经差不多了。
特别是经过一年的调整，中华民国从经济大萧条中的两亿工人的失业，变成了失业人口已经不到十万人的华丽转身。
这样的华丽转变的背后，也体现出了国家的强制性力量。
那些被淘汰的小商店店主，以及餐饮业小店主之类的从业人口，在被取缔之后，不少都被军方雇佣，转入从事军方后勤、生产、建设行列。这样的制度，和德国差不多。不过中华民国给这些失业的人口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就业选择。
后世一提及德国将那些取缔的手工业、小店从业者拉去军营里当劳工，都大多持贬低的态度。但是德国这一时期，工人福利和待遇都是有所提高的，军方雇佣的工人，意味着福利更能够保障。尽管使得很多手工业、小店主失去了更高的收入，但是当工人同样能够给他们带去稳定的收入。
那些个体户，很多时候命运中更多的是在赚取偏财，劳动性的正财他们未必有那个命运。而国家用军方来雇佣他们，则是强制性的，是对命运惯性的一种碾压。
就如同*社会当中，那些有经商天赋的人，就被碾压得一塌糊涂。
相当于，中华民国和德国，将那些个体户纳入军方建设、生产的劳动行列，也是一种碾压。避免了那些个体户失去原先的生计后，他们能赚到‘正财’，能确保他们的收入，这就是一个国家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力。因为军方这种工作是强制性的，也是比较稳定的。只要有军方订单和军事建设任务，那些被军方雇佣的个体户就不愁没有工作。
这种国家调控，意味着对公民的命运进行一定的调整。让命运差的，也差不到哪里去，命运好的，也不会过于的好而引发巨大的贫富差距。
这一时期，只要是还在持续领取失业保障金的公民，国家都会出面进行安排工作。
没有什么劳动特长，生产技能的，军方可以雇佣，军方有大量的建设活动，很多也并不需要什么技术，随便培训一下就能上岗。
另外，财团还可以对这些失业人口进行雇佣，按照他们的技能和特长，安排旗下的企业进行招聘。
不过军方雇佣依旧是其中的主力。
毕竟那些个体户，从事原先的行业，所创造的产值很低，而且还会和财团争夺一些市场。从劳动效率上来看确实是不划算的。所以这个时候，将他们取缔掉，换成更高的生产力是很划算的。而被取缔的个体户，就算是给军方工作的过程中，依旧劳动效率不是很高，但是起码他们劳动了，他们的劳动成果，起码在军事上是有贡献的，这就是划算的事情。
失业人口迅速的下降，而且下降程度甚至比经济繁荣时期还要低，因为国家号召和半强制性的规定，每个人都应该有工作，都应该对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而对于那些不能劳动的群体，中华民国也将福利全面覆盖。
不管是残疾，还是精神分裂，还是智障，还是患病。国家都有保障，尽全人道。给那些困难群体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和关怀。
同时对于困难群体，还有住房、医疗、教育，以及子女抚养等方面的全面保障。没房子住的，国家提供房子给他们住，反正产能过剩后，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要就业，建设保障房也是一种消化劳动力的方式。
在此时的中华民国，街头已经看不到任何的乞丐，因为中华民国的人道精神，不似美国那样，只把福利给白人，黑人却没什么福利，甚至是很多白人，实际上也都是穷得只能住下水道，经济大萧条期间，有上千万的美国人被饿得皮包骨头。
在这样的人道精神下，福利保障没有什么区分，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公民，就能够享有到这些福利。
同时也不管之前你是什么民族，只要是加入中国民国的科研、工业人才，或者是嫁给中国公民的异国女子，都是一样享有福利保障制度。
就算是日本的那些工业人才，科研人才，被中华民国吸纳之后，也能在中华民国过得很好。
一个相对公平，一个有完善保障制度的中国，一个有优厚人文气息的中国，也让那些日本人才能够在中国过得很好，并对这个国家产生足够的认同感。几代之后，他们也就融入到这个民族当中了。毕竟汉族本身就是一个血统的熔炉，这个民族之所以得以维系，主要还是靠文化认同感。
日本在战后则比较悲剧，工业人才都被中华民国给吸纳了。此时的日本，教育业又缺乏足够的资金进行发展，让日本的国民素质一直发展得不怎么样。在从事的工业生产方面，依旧是比较低级的代工。
两国的模式，变成了日本生产，中国消费。换一种称呼，就是日本劳动，中国享有。
这次新政，也显现出了中华民国愈发强大的组织能力，这次新政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劳动力的全面整合。
那些还存在的少数民族农村，因为严重与工业化时代脱节，带给他们的是闭塞和贫穷，这一次新政，中华民国将那些少数民族农村强制性的迁移到了城镇，并对他们进行语言、文化、技能等方面的培训，以及分配工作。
能做什么做什么，收人都是标准工资。有足够的收入，能让那些少数民族迅速融入这个社会当中。他们的下一代，也将成为汉民族的一员。
就算是西藏，被解放出来的农奴，也都在这次新政中走向城镇化。产值比较低的西藏牧民，也都开始被大量安排到城镇居住和工作。
这是一场，彻底的消灭低级生产力的一次整合，低级生产力被消灭，意味着人民将全面走出贫穷。
全国各省的工资水平的并轨，也意味着将消除地域性的贫富差距。让全国不同的行政区、省份的工人都保持一个差不多的收入。
这也意味着，调整后的中华民国。农业方面，小农经济将彻底的消失。剩下的农民，都将是那些利用农机进行生产的高级生产力的农民。已经小部分，从事高附加值农业的种植业农民。
其他人口，都将在国家的安排下成为工人，以及国家编制人员，以及小部分的商人。
剩下的那些职业商人，都是产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其他的都被取缔了，并被军方大量雇佣。
但是投资者方面，依旧是全民投资。
一个人即从事生产，又进行投资，在中华民国太普遍了。
还有一部分，则是不从事生产和投资活动的米虫，不过那些米虫手里有钱，不想做事，国家也没办法强迫什么，只能进行号召。不过这些米虫，如果不工作，又不投资。那么他们总有一天会坐吃山空，毕竟通膨是在持续的。
这样的社会模式下，实现了相对的公平。但还不是完全的公平。有的工人从事很累的工作，拿到的钱也只是标准工资。而有些工人，工作很舒服，但拿到的却是更高的工资。但在这种不太公平的现象下，又是相对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一个公民出生后，享有相对公平的教育机会，只要肯用功学习知识，就能成为高级工人，如教师、医生、公职人员，实际上也都是工人。
就算是学习知识没什么天赋，也可以努力学习技能，拥有一技之长，也能有较高收入。
如果既没有学习天赋，也没有学习技能的天赋。那么想要更高的收入，可以去从商。如果也没有从商的天赋，那么就只能安心劳动了。
一个人靠什么成功？
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种说法，那就是靠脸。
这种说话咋听之下很荒谬，但仔细想想，何尝不是这样呢！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命运，就有什么样的面相。
当命运不够出色的时候，注定就是路人甲，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命运挫一些的，甚至是会成为乞丐，甚至会夭折。
而一个国家，任由国民的命运去发展，是灾难性的。最后会因为个人的命运差异，而造成极大的贫富差距。
如果是一个好的国家，那么命运不好的群体，起码会有一个保障。例如医疗水平发展起来了，夭折的人可以度过那个最艰难的难关，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例如那些挫到赚不到钱，会沦落为乞丐的群体，国家可以通过保障措施，让他们拥有工作，或是有国家接济，不会那么落魄。
还可以通过各种规范，降低事故发生几率，从而使得命运中会遭遇事故的群体，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空间内活动，没有那么多的危险被他们的命运吸引过去，就是一种对命运的影响。如果是运气差到喝水被呛死，那就不在国家影响范围之列了。
个人的命运，就像是一个模板。国家的好坏，则决定要经历的是天堂模式，还是地狱模式。
所以说在阴间投胎，是个技术活。
古人为什么想要名垂青史？
因为中国古人人对命运、世界观都有比较成熟的认识。古代文人，谁不懂阴阳五行？谁不知道，人活着就是做名气。
无私到极点，就是自私。
因为无私到极点之后，能有巨大的名望。
当你能无私到极点的时候，你所获得的回报，将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为什么后世那些统治者在舆论媒体上不断重复，人要懂得感恩？
为什么小日本要不断的祭拜靖国神社？
为什么那么多的宗教为了扩大信徒规模走向极端？
人拜神和拜人，都是相同的。世间本没有神，人拜多了也就有了。所以那么多的古人，都想要名垂青史，这背后掩藏的利益之大，超乎想象。
当然一个地狱模式般的国家，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反而是天堂模式。因为地狱模式，意味着统治者能将更多人踩在脚底下，用别人的痛苦来实现自己的快乐。就像是玩竞技游戏，为什么人人都想成为竞技游戏的高手？答案很简单，可以虐菜！可以用别人的痛苦，来建立自己的快乐。
例如古代的门阀、地主、富商，妻妾成群，家仆成堆。这就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的痛苦之上的快乐。
这也正是阴阳之道，一个越不公平的社会，只要能爬上去，快乐却强烈。
而此时的中华民国，则是正在走出‘地狱模式’，正在向天堂模式发展。高产阶级，尽管可以享有奢侈品之类的东西，但普通民众收入和人权有所保障，也不需要出卖自己的尊严、良心和*去换取紧缺资源。
但是中华民国发展起来了，统治阶级，却可以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等于是，将世界其他国家变成地狱模式。
就如当前，亚盟各成员国，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经济殖民地。那些经济殖民地，现在就是半地狱模式。起码在温饱上，中华民国可以为其提供保障。但是那些经济殖民地，将牺牲他们的劳动成果，还有紧缺资源。
实际上，本质没有变化。
只是中华民国的统治者，将普通民众团结起来，从原先的掠夺内部，变成掠夺外部罢了，依旧有些换汤不换药。
但是中华民国，毕竟是一个有悠久人道精神的国家。等中华民国取得世界霸主之后，起码不会比后世的美国更可恶。
起码在掠夺世界的时候，还有一定的节操和底线。
这次新政，相当于把所有国民都彻底绑架上这辆掠夺世界的战车。
这辆战车，正在隆隆前进。
相比之下，德国和美国的新政，同样也在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一个是条件有限的德国，只能想尽办法。一个是条件优渥的美国，并不是那么急切。
其中德国和中华民国，在这一时期，都开始大力恢复对外贸易。而在对外贸易上，两国这个时候，都使用了同一种手段，那就是以物易物。
世界各国产能过剩，导致用货币进行交易的方式，已经存在诸多问题。
而直接用商品交换商品，那就比较有搞头了。
毕竟一个国家缺乏什么，那么就要进口什么的。但是没钱怎么办？而本国出口的原材料由卖不了几个钱怎么办？
这个时候，以物易物，显然就有了市场。
在亚盟，进出口贸易则依旧使用货币交易，体系已经迅速恢复。但是在亚盟之外的其他国家，贸易秩序远未恢复。
这个时候，中华民国与德国在世界贸易过程中使用以物易物的模式，也就让中华民国和德国，可以用高附加值的商品，换到大量低附加值的原材料。
德国是一个缺乏原材料的国家，所以德国是在大量进口原材料的。
中华民国不太缺乏原材料，但是中华民国却在大量囤积原材料，大量的战略储备仓库在这个时期被建设了起来。
反正国内产能过剩，能出口多少商品都是赚了。而且换到的还是附加值更低的原材料，相当于可以用一个劳动力的成果，换取到好几个劳动力，甚至是是几十个劳动力成果。当前用不掉没关系，可以先囤起来。
等战争来了，到时候这些囤积起来的原材料也就能派上用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