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签署了《四国条约》和《五国条约》之后，列强们下一个讨论的对象就是中国了。中国问题是会议中心议题。中国参加会议的3个全权代表为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和前司法总长王宠惠。1921年11月26日,施肇基提出《十项原则》，要求尊重并遵守中国“领土之完整及政治与行政之独立”，却又赞同美国要求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政策。12月14日，王宠惠提出废除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的议案。
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发表声明，废除“二十一条”的一些条款。会议期间顾维钧还提出关税自主、取消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警、撤销在中国的外国电台和邮局、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取消势力范围、公布秘密条约并由大会决定有疑点的条约的效力等议案。与会各国只同意将来不划分势力范围,公开秘密条约与契约以及有条件地裁撤外国邮局，其他议案均被否决。1922年2月6日，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称《九国公约》。
主要内容有：缔约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各国不得在中国谋取特殊权利而损害友邦人民的权利，不得鼓励有害友邦安全的举动；除中国外，各国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求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专利或优越权。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关于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警、关税自主、取消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合理要求均遭列强拒绝。该条约的实质是确认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它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中国占有的优势地位，使中国再次成为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
中国还在会议上提出山东问题。“山东问题”，是指日本于1914年借对德宣战之机强占山东胶州湾及胶济铁路的归还问题。巴黎和会不但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反而作出了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决议，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拒签对德和约，此问题遂成为悬案。
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中国对此十分重视，迫切希望得到英美的支持，在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该问题。但形势并不有利于中国，日本要求直接与中国谈判，抵制将山东问题列入华盛顿会议。美国的态度是希望山东问题得到解决，但又不希望这一问题在会议上提出而影响其主要战略的实施。日本政府获知美国的态度后，于8月30日提出“特定国间问题”，其范围是：“一、青岛依当初之宣言还付中国。二、关于辽东租界问题。三、关于南满洲铁道之营业。”日本将山东问题列为“特定国间问题”，目的就是阻止会内讨论此问题。9月6日，日本政府又向中国驻日公使表示，山东问题要在会前解决。“如中国不愿商议，欲在会中提出，彼惟有声明理由决然拒绝”。这样，美国与日本已经一致希望山东问题于会前在会外讨论了。
中国对美日之间的一致，甚为焦急，担心此事可能导致美日妥协，重演巴黎和会之结果，因此积极活动寻求应策，但却不能不受外界的影响，看他人脸色行事。中国政府经研究后，表示愿意接受。中日双方都同意“边缘”会谈的安排后，11月30日，华盛顿会议主席休斯在大会宣布，“请中、日代表觐面商议，以期解决鲁案”，“英、美首席代表愿任调停”。
1921年12月1日，中日两国出席会议的双方全权代表开始谈判山东问题。美国派出国务院官员马克谟和培尔，英国派出朱尔典与外交官莱朴生列席，休斯和贝尔福出席了第一次会议。胶济铁路是山东问题中最关键、难度也最大的问题，亦是中日之间长期争执的主要焦点。中国希望谈判能够抓紧时间，尽快进行，在华盛顿会议正式闭会前能够结束，不希望单独面对日本来解决山东问题，时间对中国尤其珍贵、紧迫。从推进谈判的策略上考虑，中日双方决定先从较简单的问题着手，再集中讨论铁路问题。在讨论其他诸问题时，进展较为顺利。
经过激烈的谈判，在1922年1月18日，日本代表提出了解决方案，同意中国以国库券赎路，期限15年，5年后可先行付清；该路雇中日会计长各一人，职权相同，并雇日人为车务长。此时华盛顿会议已进入尾声，美英都迫切希望中日会外交涉能取得成果，因此对日本的这一新方案十分满意，认为日本同意中国以国库券赎路已作出重大让步，遂转而对中国施加影响。1月19日和22日，休斯和贝尔福两次与顾维钧、施肇基等会晤，极力劝说中国接受日本的新方案。
虽然在会谈中中国代表还希望在用人问题上有所修订，已十分明了美英的态度，中国根本无力得到更多的东西，因此实际上是在向北京政府建议接受日本的新提案。在收到中国代表团发回的电报后，北京政府外交部也明白日本的新提案是“最后办法”，“虽不能完全满国人之望，特事势如斯”。于是在1月26日电示代表团，“如实无商量余地，只可就此决议”，实际上采纳了代表团的建议，授权他们接受美英调停，在美英的“最后办法”上签字。27日，中国政府正式电令中国代表签字。
过两个多月，三十多轮的艰难谈判，中国利用较为有利的国际形势及列强之间矛盾，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下，迫使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中日双方终于在1922年1月31日达成协议。2月1日，休斯将协议在华盛顿会议上全文公告。2月4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至此，华盛顿会议围绕中国主权问题争执的谈判正式结束。
条约规定：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本将胶州湾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其全部开为商埠，并尊重日本在该区域内的既得利益；日军撤出山东，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向日本赎回，前属德国人的煤矿由中日合办。
中日山东问题因欧战而起，抗争前后历时八年，终因华盛顿会议的“边缘”谈判而将“中日民四条约”、中日山东问题换文，以及对德和约中的山东问题的三大条款等不平等条约、条款统统推翻，在法律形式上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中国收回了部分丧失的主权。但中国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不仅要偿付高额的铁路赎金等，更为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安插日人任车务长及会计长，仍然牢牢控制着胶济铁路。同时，条约中开放胶州为商埠的规定，实际上是使山东敞开大门任由帝国主义各国共同侵略。整个会议的过程，让中国代表团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弱国无外交”。
华盛顿会议结束之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正式形成。从根本上来讲，并没有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仍然是资本主义列强剥削和压迫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因此，资本主义大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依然存在。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更加成熟，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之初，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开始冲击这种资本主义的新秩序。而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苏联，却能打破外来干涉和颠覆，也说明了社会主义所具有的生命力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稳定性。
该体系的最大问题是，它不但没有消除各大国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埋下了更大冲突的种子。特别是激起了德国人的复仇心理，30年代法西斯分子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取得统治和对外扩张。在战胜国中，对势力范围的再分配也造成了各大国间的深刻矛盾。这使得资本主义的新秩序从一开始就引起了种种的不满，20年代这个新秩序逐渐瓦解，到30年代又为新的国际危机所替代。正如法军元帅福煦所预言的：“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
但是，无论是想着创造均势的英国，还是成功和英国分享了海上霸权的美国，亦或是实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上升的东亚列强日本，还是满心复仇的德国，都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制定的游戏规则中生存、运转，在这个体系之中，资本主义世界迎来了一段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段，但是，在盛世的背后，也潜藏着危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