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间谍与国家安全
所谓间谍，既指被间谍情报机构秘密派遣到对象国（地区）从事以窃密为主的各种非法谍报活动的特工人员，又指被对方间谍情报机构暗地招募而为其服务的本国公民。间谍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采取非法或合法手段、通过秘密或公开途径窃取情报，也进行颠覆、暗杀、绑架、爆炸、心战、破坏等隐蔽行为。历史上的军事家、政治家早就认识到间谍、反间谍的运用与国家安危的重要关系。
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家孙子十分重视间谍、反间谍的运用
中国最早的间谍是在夏朝出现的。夏朝的第一个君王启死后，夷人中的后羿和寒浞先后取而代之。中经太康、仲康和相三代，直到少康，才打败寒浞，重建夏朝。少康在打败寒浞后，又派他的大臣女艾到寒浞的儿子浇那里进行间谍活动，把浇灭掉；同时还派他的儿子诱杀寒浞的另一个儿子，也就是浇的弟弟<豷>。最后终于灭掉了浇统治的过国和豷统治的戈国。少康为了巩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统治，不仅用“五虐之刑”“杀戮无辜”，而且还用间谍活动来巩固其统治，使夏朝成为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夏朝以后，间谍工作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孙子·用间篇》说：“殷朝的兴起，是因为伊挚在夏做间谍。”到了商朝末年(公元前1066年)，即文王死后四年，武王发载文王木主去伐纣。据说，是先派间谍到商察看了国情，又根据间谍三次刺探的情报，才发兵灭商的。
春秋战国时许多国家都使用了间谍。这时间谍的种类可分为三种：一，刺探敌国军事、政治情报的；二，离间敌国的；三、反间敌国将帅、大臣的。
第一种，《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楚国攻郑，诸侯派兵援救，楚国连夜撤兵。郑国尚不知道这个情况，准备逃往桐丘。派出的间谍回来报告说楚军的帐篷上有乌鸦，于是没有逃跑。《礼记·檀弓》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国派往宋国的暗探回国报告：宋国的宰相子罕去看望一个死去的守城门的人，百姓都很感动，认为这样的国家是不好攻打的。这说明当时各国对刺探别国的军事、政治情报非常重视。
第二种，最著名的如：孔子的学生子贡就做过这样的事。当时齐国要侵犯鲁国，子贡受孔子委托去齐国劝它打吴国，又去吴国劝它打齐国，又去越国劝它打吴国，最后又去晋国劝它打吴国，结果造成了齐国被打败，吴国灭亡这样的战局，解救了鲁国的灭亡(《家语·屈节解》)。
当时离间别国最著名的例证还有：纵横家张仪帮助秦国离间齐楚联盟，最后使秦国打败楚国(《战国策秦二》)。
第三种，如齐之田单反间燕之乐毅，楚之斗伯比反间随少师，秦反间魏之信陵君，秦间谍郭开反间赵之李牧、廉颇，等等。
《孙子兵法》的第十三篇，是“用间篇”。“用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派遣间谍特务。把“用间”作为全书单独的一篇来探讨，这是孙武以前的任何著作中所没有的。
《用间篇》对用间的重要性和间谍的分类，概括简练，有一定的理论高度。
第一种“因间”，是利用同乡关系进行间谍活动，也称“乡间”。因为同乡在敌人内部，所以能了解敌人的内部情况。
第二种“内间”，是利用敌人内部派别之间的矛盾进行间谍活动。利用敌人中犯过错误或是被杀死人员的子孙，及其受牵连的家族作间谍，也叫“内间”。
第三种“反间”，就是利用敌人的间谍来进行间谍活动。
第四种“死间”，就是造假情报，让我方间谍传给敌人。一般常用犯罪的人做间谍，必要时可以牺牲间谍达到我方目的。
第五种“生间”，即选择精明强干的人做间谍，既搞了间谍活动，又能活着回来报告情况。
五种间谍的关系是互相关联，互相补充的。
“反间”是其他四“间”的根本。孙武指出，当敌方间谍来我方活动时，要因势利导，重金收买，为我所用。通过“反间”了解敌情，“因间”“内间”就可使用了；通过“反间”了解了敌情，“死间”就可将假情况告诉敌人；通过“反间”了解了敌情，“生间”就可以按时完成任务。五种间谍所进行的具体步骤，主要负责人定要了解全过程。孙武还指出，全军之中，没有比间谍更亲信的了，奖赏没有比间谍更优厚的了，任务没有比间谍更秘密的了。只有智谍高超，贤明慷慨，精细机警的人才能使用间谍，取得真实情报。当间谍的任务尚未执行，而他先泄漏给别人，间谍和他所告诉的人都应处死。
古代兵书《孙子兵法·用间篇》上有这样一句话：“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意思是说，使我方间谍泄露假机密于敌方，以迷惑他们，这是致敌于死地的办法。
三国时的周瑜不知是否用心读过这一段，他却实实在在导演了一出历史名剧。这就是我们都熟悉的蒋干盗书的故事，说的是赤壁之战中，曹操几十万大军气势汹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周瑜利用曹操派来劝降的间谍蒋干，和大将黄盖演了一出“苦肉计”。蒋干为曹操盗回一份黄盖的假降书，曹操终于败走华容，几乎全军覆没，也因此失去了统一全国的机会而抱憾终生。
无独有偶，在1941年苏德战争一开始，苏军指挥不力的背景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希特勒特务头子海德里希利用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伪造了红军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高级将领和德国来往的信件，有目的地泄露给苏联。斯大林轻信了这些假情报，清洗了一大批红军高级将领，使苏军元气大伤。在英国有名的“绞肉行动计划”中，这种假情报的泄露更具有戏剧性：英国将一具无名尸体伪装成坠机溺毙在海上的“英国少校”，在这位“少校”的身上带有伪造的“盟军将在希腊登陆”的“绝密”信件。德国人相信了这具从海上漂来的尸体，在希腊严密布防。而盟军这时却出乎德国人意料地突然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使希特勒措手不及。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在我们今天的安全保卫工作中，只有及时识破犯罪分子和敌人制造的假情报，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斗争。
二十世纪以来的战争均以间谍活动为先导
二十世纪，帝国主义在进行侵略战争时，都是以间谍特务活动为先导的。就拿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后的情况来说，日本侵华就是如此。日本军阀早在日俄战争结束不久，就于1906年起陆续在我国东北的大连、沈阳、哈尔滨、满州里、佳木斯建立特务机关。以后更组建了规模庞大、支部遍东北的关东军情报部。在日本特务头目多田骏、“中国通”土肥原贤二等人的策划组织下，从二十年代起，策划和制造了一系列的重大政治阴谋和暗害活动，为日军侵占东北、华北以至全面侵华开道。例如，198年6月日在土肥原的策划下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在南满铁路皇姑屯桥洞安置烈性炸弹，将乘坐专列火车过桥洞的张作霖炸死。199年土肥原伙同奉天(现沈阳)特务机关长奉直次少将制造假情报送给张学良，使张学良枪毙了自己的左右手——东北兵工厂督办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191年9月18日，土肥原炮制了所谓“南满铁路被炸事件”，为日军占领沈阳制造借口。191年关东军司令部扳垣参谋长通过特务川岛芳子，勾结蒙古科左后旗和科左中旗的王公、留日学生甘珠尔扎布(川岛芳子丈夫)、正珠尔扎布等人，纠集所谓“***军”一万人，成为日本关东军的别动队。同年，日本特务在张家口设立机关“盛岛公馆”，收买了成吉思汗第三十代孙，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李守信，纠集一批亲日蒙古王公，成立了以德王为主席、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的伪政权“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1年“九一八”事件后不久，土肥原即潜往天津，施展一系列的阴谋，策动溥仪逃往东北。当时溥仪虽已与日本方面有勾结，但还在观望，土肥原于11月日夜访溥仪，亲自策动溥仪去东北。另一方面又假冒抗日分子名义给溥仪写黑信，打恐吓电话，送炸弹，使溥仪惊惶不安，在天津住不下去。11月10日土肥原又组织汉奸便衣队对天津华界大肆骚扰，日军即借口戒严，土肥原乘机派人护送溥仪偷渡中国军队封锁的白河，前往东北，以后扶植他当上了伪“满州国”的傀儡皇帝。19年土肥原还策动了汉奸殷汝耕等人成立了“冀东自治政权”。在197年“七七”事变之前，由于日本特务机关的一系列阴谋活动，日军实际上未经重大战斗即占领了我国东北和华北大部。“七七”事变以后，日本特务机关更是遍布于沦陷区。最大的阴谋事件是199年策动汪精卫公开投靠日本。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参谋本部的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和谋略课长影佐祯昭，通过留日学生、国民党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和亚洲司司长高崇武等人同国民党领导层中亲日派汪精卫、周佛海搭上线。在日军进攻南京、武汉、广州的同时，高崇武等人多次秘密往来于香港、上海之间与日本密谋。198年11月0日影佐在上海与高崇武根据日本御前会议通过的“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达成秘密协定，同年1月18日汪精卫即由重庆出走河内，9日发表“艳电”响应日本近卫首相的声明。199年4月5日影佐赴河内与汪精卫会谈，以后汪又亲自到东京，1940年月0日汪在南京成立了伪政权。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当年日本侵略军兵力虽然不足，却能蹂躏大半个中国，使广大中国人民陷于灾难的深渊，根本原因是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坚持妥协投降路线和**政策所致。但另一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归之于日本特务机关不断推行“以华制华”政策，分化抗日阵营，扶植傀儡政权等活动的结果。
当年希特勒横行欧洲也有上述类似的情况。196年希特勒的特务头子海德里希(党卫军情报安全局局长)利用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有意通过两面间谍把伪造的苏联红军总参谋长屠哈切夫斯基元帅及其同事和德军高级将领及军事谍报机关来往的密件送给苏联驻柏林大使馆情报人员，然后转给苏联国家安全负责人叶若夫。象中国历史上蒋干盗书一样，斯大林轻信了这份假情报，于197年6月审判并处决了屠哈切夫斯基等一批红军高级将领，并随即在红军中进行了大清洗，一直到1940年希特勒进攻苏联时，红军的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奥地利，198年月，希特勒通过窃踞奥地利公安部长职务的纳粹分子牙赛斯——英夸特作内应，一枪不发地兼并了奥地利。在挪威，希特勒通过潜伏在奥斯陆的奸细吉斯林于1940年4月9日夺取了政权，吉斯林当了首相。德军开进挪威重要军港时，追随吉斯林的军港司令孙德洛上校率部投靠德国，拱手让出要塞。在希特勒横扫欧陆的日子里，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都感到，希特勒埋伏在各国内部的“第五纵队”是比面对着德国机械化师团更为危险的威胁。但也有另一种情况，这就是英国。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即破获了许多纳粹间谍，并对其中一部分进行逆用大战开始后，英国的反间谍机关经过细心巧妙的经营，全部掌握了纳粹派来的间谍，并通过一批逆用间谍(整个战争期间逆用间谍10名)给德国送去假情报，还查明了德国入侵英伦计划和作战部署。这样，虽然英伦三岛兵力甚微，但希特勒一无奸细在英国作内应，二对英国情况不明，三来，当德国空军倾巢出动企图夺取英伦上空的优势时，又因英国掌握了德国的空军作战部署而遭到失败，希特勒终于不得已在1940年9月下令取消入侵英国的“海师”计划。英国的情况说明，反间肃谍工作，是抗御敌人进攻的重要手段。
进入二十一世纪，美国为首的联合军队发动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同样是以间谍特务活动为先导的。
在和平时期，霸权主义都把间谍活动作为扩张争霸、和平演变的重要工具
战争时期的间谍特务活动，易于引起人们的警觉。但在和平时期人们往往忽略了仍然存在着的间谍反间谍斗争，更不大理解这种斗争的尖锐、激烈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了战争时期。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已三十七年了，在这段时期中虽未发生全球大战，但国际形势动荡多变，地区性的冲突和战争不断发生。正是在这段时期中产生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间谍情报组织，化费了最多的秘密活动经费，使用空前复杂诡秘的间谍手段进行从情报、心战、策反到政治颠覆、准军事行动等各式各样的破坏活动。
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美国统治集团就企图独霸全球，立即着手加强间谍与情报工作。1947年7月6日通过了“国家安全法”，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属下的中央情报局。该局既是政治、外交、军事等各情报部门的协调机关，又是一个直接进行谍报活动的庞大机构。1949年美国又通过了“中央情报局法”，进一步赋予该局进行谍报活动的特权。1955年美国胡佛委员会《关于情报活动的报告》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彼此冲突，因此，准确而可靠的情报材料对国家的命运是很重要的，有时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在五十年代冷战时期中，中央情报局的机构人员迅速扩大，据苏联估计到1959年“美国的间谍机构的规模在近几年内增加为原来的十二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1959年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七十年代开始，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影响，中央情报局一度遭到削弱，但几年后又开始恢复。1978年1月4日美国总统卡特签发106号行政命令，要重新组织和改革美国情报机关。1981年1月4日美国总统里根签发1号行政命令，要“振兴美国情报搜集工作”，“采取一切必要的合法手段来保证美国能获得最可靠的情报”。里根的命令给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内阁成员的地位，加强了他作为协调情报工作的中央情报主任的职责，还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中央情报局在国内的反间谍侦察权。1981年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在任命听证会上说：“没有更完善的情报能力，再也不可能有更可靠的对外政策和防御战略”，“情报机构在制订和执行美国对外政策和防御战略中起到关键作用”。到1981年美国以中央情报局为核心的情报共同体有十三个成员单位，公开编制人数十六万，实际上数十万，年预算一百亿美元。在美国经济“滞涨”的情况下，里根大幅度地削减了各部门的开支，但在1981年却将情报共同体的经费提高百分之七，与军费的增加率相等。
苏联传统上就有强大的间谍情报机构。赫鲁晓夫上台后，1954年把内务部的国家安全工作分出来，建立了由他直接控制的庞大间谍特务机构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以后，克格勃就在对内“政治解冻”、对外“美苏缓和”的政治烟幕下不断地加强和发展。1961年克格勃的领导人中还只有一名是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在加盟共和国一级，1961年以来，克格勃领导人进入加盟共和国党政治局的人数已增加一倍，1981年各加盟共和国党的政治局都有克格勃的领导人。1978年克格勃从部长会议下属委员会升格为国家一级委员会，克格勃主席成为部长会议当然成员。现在克格勃有总人数二十万人，另有边防军二十——三十万人。西方情报界人士认为，正是在七十年代的“缓和时期”克格勃对外派遣大大发展，派去西欧各国的间谍1979年比197年增加14%，同期派去美国的间谍增加50%。现在遍布全球的苏联外交官，因从事间谍情报活动被驱逐的，每个月平均两名。西方情报人士估计，克格勃在编制、人员、经费和对外活动上均已大大超过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成为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
在苏、美把谍报活动作为争霸全球的重要手段之时，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在加强自己的情报和反间谍机关。七十年代英国反间谍机关的人数已为五十年代的三倍多，秘密活动的经费比五十年代增长了近四倍。1981年日本、西德、印度、法国以及南朝鲜都公开宣布已采取措施加强了自己的情报和反间谍工作。
在苏美谍报机构迅速扩大的同时，谍报人员的质量也起了巨大的变化，成为知识化、专业化、社会化的队伍。197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大学毕业的，其中5%有博士学位，他们总共分属于81种专业学科，其中5%是社会科学，4%是企业管理，0%是数学、物理，11%是工程技术，6%是生物学，4%是军事情报；有1/的人懂一种外语，有1/7的人懂三种以上外语。1979年中央情报局进一步提高人员质量，在新招收的人员中有16%是博士，8%是硕士。
近年来，克格勃人员的专业化也有提高，1981年克格勃十四名最高官员中只有一人未受过高等教育。克格勃设立了专门的间谍学校，从小培训适应于国外环境的职业间谍。美国报刊说，近年来苏联派往国外的间谍都是有文化、懂专业、精通几国语言的干练之材。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美国的间谍活动非常活跃，加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他们把矛头直对中国。刺探中国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机构首要任务之一。
当美国一些人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国政府怎样刺探美国之际，很容忍忽略华盛顿亦极度渴求中国秘密这事实。而实际上，美国情报机关早已将刺探并获取中国情报作为其工作的首务。美国政府内外的专家称，美国刺探中国的活动极之广泛、深入，而且有效。
自从美国国家安全机构于一九五二年成立以来，刺探中国一直是其首要任务之一。就美国的窃听能力广泛著书的情报历史学家里切尔逊说：“美国可以用来窃听中国通讯的方法，由使用海底平台（如潜艇）以至各式各样设于地面至二万四千英里的太空的天线系统不等。总的来说，这是数十亿美元的努力，中国是主要目标。”
要明白美国刺探中国的能力的关键，是有五十年历史的UKUSA条约。此协议把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的间谍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五国的科技专门技术和地区分布，使它们建立起一个已发展成超级间谍机器的间谍站网络，由冷战时期一直沿用至今。
用来拦截中国通讯的“窃听器”可以简单得像一枝假的玻璃纤维树枝----其实是一个扩音器，或复杂如价值五亿美元的间谍卫星。假树枝曾被用来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收集重要情报。
三地点设拦截讯息站。在澳洲坎培拉，四年前一篇报道爆出在澳洲的新中国大使馆，如何在建筑期间被人装窃听器，使整座建筑物本身成为既庞大且非常有效的窃听工具。由于每所主要大使馆都会收到与主权国无关的电传和其它通讯，间谍主权国----不论在华盛顿或坎培拉----希望尽可能拦截讯息。设于海外的美国使馆，包括驻北京的美国使馆，通常是小型间谍站，装有能接收首都城市的短波通讯的天线。
更平凡但更有效的是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用来窃听范围广泛的通讯的UKUSA地面窃听站。被监听的通讯包括国际长途电话和高频率的外交专线。
——澳洲西部杰拉尔顿镇附近--新西兰南岛上的怀霍派河附近--华盛顿州东部美军亚基马练靶场上。这些是集中窃听太平洋上空卫星的讯息拦截地点。亚基马是最可能拦截到北京外交部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之间的通讯的窃听站。
美国曾在太平洋的日本、夏威夷和加拿大搜集中国高频广播传输的信号。当光纤取代广播后，美国面临新的挑战。
在海底光缆上装“窃听器”。
许多跨太平洋光缆经过接近关岛或夏威夷的地方，美国在关岛和夏威夷均设有军事基地。另外，大多数跨太平洋光缆均以美国为起点或终点。即使光缆不经过美国或美英控制的领域，信号传输亦有可能被跟踪窃听。冷战期间，据报美国曾派遣特制潜艇进入中国港口将国家安全局的“窃听器”安装在海底光缆上。
从中国打出的电话或者从外国打到中国的电话亦容易被窃听。如果这些电话通过中国政府自己发射的卫星传送，美国可以依赖日本北部三泽航空基地进行窃听。
美国最新利用Orion系列间谍卫星跟踪微波传输，通过这种手段，美国就可以窃听到中国内陆电话。
美国安全局后来发现，利用北极上空的卫星，在美国便可以窃听到中国以及其它国家的手机信号。
美国中情局最先发展的Comint间谍卫星截听技术。它透过例如VORTEX型Comint卫星送上接近地球的轨道，用来截查地球发出的微波信号。
许多事情，诸如美国在为中国订制的飞行器上加装窍听装备等事情告诉人们，情报搜集工作不仅仅是满身怪异装备的特务人员掏出微型照相机的工作了。
当代间谍的活动
走进国家安全部门采访，记者了解到现代的间谍和反间谍斗争，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大量进行以颠覆和控制别国政府为目的的心战、策反、制造政治**、行动破坏和准军事行动。
1947年和194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关国家安全和中央情报局的法案中，规定中央情报局的职能有四条，前三条是有关搜集、评价情报和协调情报活动的职能，第四条是“按国家安全委员会之指示，执行其他职责”。这里所谓其他职责主要指“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说：隐蔽行动主要是政治颠覆和准军事行动)。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后，主要力量是放在这里。
据西方专门研究国际隐蔽斗争的桑·德·格拉蒙特揭露：五十年代中央情报局进行了以下各项重大隐蔽行动：1950年该局组织了“西方企业公司”，训练装备台湾国民党骚扰大陆的游击队；1951年支持援助国民党在缅北的残部；195年支持埃及政变，搞掉法鲁克国王；195年策划伊朗政变，扶植巴列维国王，赶走摩萨台首相(1)；同年在西德建立了以纳粹残余特务为核心的间谍情报组织(盖伦组织)(1)，在中央情报局策动下发生了东德骚乱；1954年推翻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1955年秘密挖掘能潜入东柏林的地道窃听苏联、东德电话；1956年支持匈牙利暴动；1958年支持对黎巴嫩的军事干涉；1960年支持老挝的富米·诺萨万；1961年干涉古巴。
六十年代以后，由于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美帝在世界各地的扩张连连失败，中央情报局的隐蔽行动也相应减少，但1971年仍然策划推翻了智利阿连德政府。七十年代中期，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使中央情报局实力大为减弱，这方面的活动急剧下降，但到七十年代末期，随着中央情报局力量的恢复，这方面的活动又提上日程。1980年美国共和党向里根提出的加强情报机构的报告，首先就是要加强“海外隐蔽行动”，“通过隐蔽手段去影响或干预别国内政”。1981年8月美国报纸透露，中央情报局已制定计划，为“反对苏联的代理人”要采取各种手段“插手世界上发生麻烦的地方”“进行新的军事冒险和其他隐蔽活动”，主要项目有：通过埃及、土耳其反对霍梅尼，利用古巴的流亡者反对卡斯特罗，支持安哥拉的反对派，策划推翻利比亚的卡扎菲等等。八十年代一开始，中央情报局采取的主要行动是大规模插手波兰**。苏、波报纸披露，早在1975年中央情报局就在日内瓦召开“社会主义国家持不同政见者会议”，以“保卫人权”为口号对苏联集团国家进行颠覆，头号目标就是波兰。1981年间，中央情报局控制下的“自由欧洲电台”(这个电台接收的搞件70%发到中央情报局作为情报材料)对波广播从每日十几小时增至日夜二十四小时。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波兰流亡分子和波兰裔美国人在波兰国外成立了四百多个反对派中心，至1981年11月利用波兰政府放宽入境限制之机返回波兰定居的美籍波兰人已达一万名之多，其中不少是西方特务。中央情报局还利用波兰的天主教会进行煽动，利用美国的劳联——产联工会支持团结工会。波兰**事件说明，虽然从全球斗争形势看，苏攻美守，但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某个时期某个地方制造**进行颠覆的能量不可低估，它仍然是一支很危险的力量。最近死亡的苏联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维贡曾说过：“在没有发生公开军事对抗的条件下，情报机关和其他特工机关是美、英国对苏联集团使用的基本打击力量”。(1981年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4期)
苏联在这方面的活动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已超过了美国。1978年6月4日至6日在克格勃的策划下，三天内暗杀南、北也门两国元首，并通过代理人搞了南也门的政变。1978年4月克格勃第一总局下属远东局局长波波夫少将，亲自去越南、老挝，布置间谍活动，为越南军事侵柬作准备。越南侵柬得手后，旋即在柬埔寨的马德望省建立了训练中心，由克格勃教官主持，训练派往东南亚各国的特务。到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更显示出克格勃颠覆手段的新升级。苏军入侵之前，克格勃大批人员进入阿富汗，他们在阿富汗划禁区，设电台，控制阿富汗的警察部门，使得阿富汗在二十个月中发生四次政变，1979年1月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帕普金亲率保安情报代表团在喀布尔策划了苏军的入侵，最初空降到喀布尔的就是克格勃的边防军机动兵团(帕普金本人在政变中突然死亡，有说是被打死的)。苏军侵占阿富汗之后又以同样的方法，立即以阿富汗为据点，开设特务训练班。据国外报纸揭露，由克格勃第一总局行动部的耶。华莱克斯基少将主持在阿富汗设立三个“外国游击干部训练基地”，分别训练俾路支族人员、巴基斯坦离心分子和不丹、尼泊尔人。受训者达二千多人。
克格勃还利用控制遍布全球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为其服务。全世界现有一百三十多个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从1968年以来共发生六千七百一十四起恐怖事件。受害人有总理、元帅、将军、大使、企业家、警察官、反恐怖队人员以及许多平民。得到美国国务院支持的专门调查恐怖主义的美国记者斯特林声称：“从莫斯科到哈瓦那再到巴勒斯坦，有一个精心策划的、统一的恐怖网，其最大受益者和暗中保护人是苏联。”
.间谍渗透的主要目标是国家首脑周围、军政机要部门和情报机关内部。
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曾公开宣称：“要有秘密的情报工作和专门技术来刺透共产党集团的公安壁垒。”1956年，中央情报局通过以色列情报机关很快窃取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就足以说明这种渗透的深入程度。到1980年，国外报刊还说：代号为“特里东”的潜藏在克里姆林宫的美国间谍，在几年前才被苏联发觉而中断了联系。1961年，美国和英国发展了苏军总参情报总局(格拉乌)派到苏联国家科委当外事局副局长的上校潘可夫斯基。这个人从1961年到196年向美国情报机关提供了五千份重要的机密文件照片。1978年中央情报局策反了联合国副秘书长、苏联人谢夫钦科。美国对于其他国家的渗透和策反还有：1968年策反了捷克军事情报首脑谢伊纳少将；1978年策反了罗马尼亚公安部副部长帕切帕等人。1981年，伊朗公布从美国大使馆缴获的秘密文件，表明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曾以公司代表为掩护，与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接触，企图以提供美国公司咨询为名，以每半小时五千美金的代价，发展巴为“非传统式”的间谍。这个案子说明，只要有条件，中央情报局可以把征募间谍的手段直接运用于一国总统。
克格勃比中央情报局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克格勃叛逃人员提供的资料，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条例》这份绝密文件中，克格勃的任务第一条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间谍工作，“确保工作人员渗入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务、政治、科学、技术和谍报中心，渗入国际资本主义的上层机构，以加深它们工作中的矛盾和困难。”三十年代苏联间谍就打进了英国情报机关，以致英国秘密情报局反苏联间谍处处长菲尔比本身就是苏联间谍。五十年代苏联间谍弗尔菲打进西德的情报组织(盖伦组织)，也取得了反苏联间谍科科长的位置。Se情引诱抓把柄是克格勃惯用的伎俩，陷入圈套的有法国驻苏大使德让，英国的陆军大臣普罗富莫等人。据国外报纸透露，六十年代初，克格勃把讹诈手段直接用在访苏的印尼总统苏加诺的身上，偷拍了苏加诺与俄国女人乱搞的电影，以此要挟苏加诺，遭到苏加诺的反诘。克格勃对西德要害部门的渗透十分厉害。1974年西德破获了勃兰特总理的秘书纪尧姆是苏联间谍的案子，导致了勃兰特下台，反间谍机关负责人冈特·诺劳引咎提前退休。1979年西德又查出一批身居要位的秘书是苏联间谍，如北约司令部作战办公室主任的秘书，西德总理的秘书，社会民主党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行政助理，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的秘书等等，均是苏联间谍。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西方间谍机关公开声称，在现代间谍斗争中“只有对手，没有朋友”，对于友好国家同样进行谍报工作。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训练间谍的教材中明文规定，有行政命令为依据即可对友好国家进行情报工作。中央情报局曾通知各驻外站对以色列情报机关的活动要注意监视。中央情报局和南非合作通过空中摄影获取情报，实际上是搞南非的情报。1964年，法国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第七处乘美国副国务卿鲍尔去法国开会之机，密拍了他的文件和笔记本。
、大量派遣商业间谍，搜集经济和工业情报。
西方国家情报界通常把非法窃取对象国（地区）科技领域、工商企业� �公司、财团以及其他经济部门秘密情报的间谍情报活动，称之为工业间谍活动。直接从事工业间谍活动的人员，往往被称之为“工业间谍”、“商业间谍”和“科技间谍”，又被称为“工业白蚁”、“新的寄生虫”与“工业强盗”等。
今天，在世界各个工商业发达的国家里，商业间谍发展得最快，他们使用的手法和仪器更是日新月异。
美国一个专门制造特殊西装的裁缝，曾将微波发射器和电池缝在衬衣里，他的雇客主要是大公司的董事长。
数年前，在巴黎的一个私人时装展览会中，一名女子曾被发现鞋中藏有一具微型相机。
美国的一名时装女间谍，胸罩内装设了两具相机。
美国曾经发生过一宗最大的商业间谍案——凯那米特药厂案。这家公司花费了二千四百万美元，发明制造了一种新药品，却被六名商业间谍从实验室里偷走，并以五十万美元卖给另一家药厂。由于发明此种药品的机密外泄，使这家公司损失了两亿美元。
美国的商业间谍可以在任何地点安装窃听器，从一盆花到一个调酒器。还有一种扩波器，可以把焦点调在某个房间的玻璃窗上，如果屋内有人讲话，扩波器会通过声波在玻璃窗上造成的震动，将谈话内容记录下来。许多商业间谍都将窃听器藏在领带夹和袖扣内，再与小型录音机联系。窃听器的体积有大有小；有的甚至可以放进钥匙孔内，有的附在空气枪发射的“胶弹”上，可以由远距离发射，使其粘附在房屋的角落，以转播实况。女间谍还可以把窃听器装在耳环里，或夹在丝袜内。有些商业间谍甚至把窃听器设法混在食物中，让被监视的人吃下去，以便随时探知秘密。
除了使用仪器外，最常使用的是男色与女色间谍，用这种手段得知许多重要的机密。另一种方法是安排间谍进入公司里担任职员，这样更容易快速地搜集到所需的情报，但费用较高。首先要买通主要关系人，直接由他取得资料。由于复印技术的发达，不需要冒险拍照或私绘副本，即可取得完整的图纸等复杂情报。
目前英国是全世界制造和非法***最多的国家，但美国也不落后。
由于商业间谍无孔不入，又因为当前电讯发达，许多商业谈判的情况都由传真电报或无线电传真设备传达，这种情形特别容易窃听。因此目前使用商业密码，种类繁多，并且大部分自己携带“防谍密码机”，以保障安全。
4.使用复杂诡秘的情报手段广泛搜集情报。
情报材料是一国推行对外政策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据。现在情报内容越来越广泛，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各个方面。军事情报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苏美为了在军备竞赛中特别是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压倒对方，把军事情报活动推到了新的高峰。小国为了确保自身安全也要求有准确的军事情报。瑞士国防部负责人说，“华约坦克离瑞士只有三百公里，二三天内可达，而瑞士能否生存，要看它能否在战争爆发前三天得到情报”。政治情报则在于探查目标国家的政策、政局变动、领导人的健康情况、领导班子的更迭等，为进一步渗入对方上层和进行政治颠覆提供资料。经济情报除了探查对方的经济状况、实力，以便进行经济、贸易战以外，还依据经济情报分析对方的军事、政治动向。经济情报往往也是对政治、军事情报的掩护，许多重要的间谍就是通过遍布全球的商业网进行活动的，在搜集商情的名义下刺探对方的核心机密。近年来，科技情报日益重要，它是发展尖端武器的重要条件，也是经济竞争的基础。美国认为，苏联在导弹、潜艇、电子设备、激光武器等方面的进展均是得助于窃取了美国的技术。
由于情报内容繁杂多样，因此搜集情报的手段也就复杂诡秘。总的情况是，公开与秘密相结合，技术手段与人力情报(间谍)并重。公开搜集一般适用于大量的、基础性的资料，同时也可以作为秘密情报活动的掩护。美国研究中国的汉学家有，000多人分散在1，000多个大学里，不但他们的研究与观察资料为中央情报局所用，而且有些人本身就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广泛使用公开情报手段，不但不能代替秘密情报手段，而且正可以使秘密手段更集中于渗透到对方的核心中去。艾伦·杜勒斯说，“秘密刺探情报工作的实质就是超越对方设置的障碍，达到目标”。
在使用技术手段和人力情报方面，各国的趋势都是两者并重。战后，技术手段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利用人造卫星、监听站以及空气、土和水的取样等等，监控对方的领土、领海、领空，探查对方的军事动态、武器试验、经济建设、科学发展等情况。二是，大量截取对方通讯线路上的情报。据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能截取克里姆林宫车队间的通话。苏联通过设在驻美国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的三个使、领馆的装置和设在古巴的大型天线，可以截取美国国内微波电话的70%和部分国际电话，并且可以通过微型电子计算机从大量通话中筛选所需的信息。但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又可以乘苏联使馆向莫斯科发回情报时，从中截获，以掌握苏联窃听的内容。三是，用于间谍和反间谍具体活动的技术，如窃听、监视、密录、密取、秘密通讯及测谎、药物控制思想等。四是，大量利用电子计算机和数学方法处理、分析、储存情报信息等等。
但是技术手段的发展不能代替人力情报(间谍)的运用，特别是属于政治意图方面的情报更需要使用间谍。1978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因错误分析伊朗局势而遭挫败后，更使美国统治集团认识到人力情报的特殊重要性。近年来，中央情报局积极培训、发展间谍，在国内登广告，高价招聘大批专家，以各种身份派出。美国规定，国务院有义务为中央情报局人员提供外交人员身份的掩护，中央情报局的驻外站就设在美国驻外使馆内。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不久前鉴于美国驻伊朗使馆被占，丧失了许多机密，提出今后要多以企业、公司的代表为掩护派出间谍。克格勃也是利用一切掩护向外派遣，格拉乌也有权向苏联外交部、科委、体委等三十多个单位派出负责干部。克格勃还使用长期潜伏、迂回派遣的手段，把间谍伪装成他国侨民甚至目标国的公民进行派遣。最近，美国揭露的苏联间谍赫尔曼案件就是克格勃征募的捷克籍间谍，伪装成德国人，在德国潜伏七年，又被派到加拿大住了五年，取得加拿大国籍后，转派到美国。他在美国长期潜伏，目的是伺机潜入美国上层，一旦苏美外交关系中断，他可以领导在美的苏联间谍网。为了长期打算，克格勃还发展了在美国长大的他的儿子，把他儿子送进美国名牌大学，准备打入美国国务院。
此外，克格勃还广泛使用“双重间谍”、“假叛逃”、“假情报”等谋略手段。196年，克格勃通过假叛逃人员提供的假情报，使得肯尼迪亲自派特使携密函去见戴高乐，说戴高乐身边的亲信是苏联特务。戴高乐虽然没有轻信，却使美法双边关系产生了危机。1971年，克格勃利用“双重间谍”提供假情报使尼克松相信美国五角大楼内有苏联坐探，从而开始对内部滥用侦察手段，以后更发展到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垮台。美国报纸评论说：“这是假情报在白宫最高层制造混乱的典型。”
我国反对间谍破坏活动，确保党和国家的安全
中国的安全保卫和反间谍工作有着光荣的历史。解放前，从中央特科到中央社会部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涌现了无数的无名英雄。新中国诞生后，公安机关承担了反间谍工作。到改革开放后，中央为适应国际隐蔽斗争的需要，形成一个国家安全行政管理结构，更有效打击国外间谍组织和国内反动组织与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进行的疯狂的破坏，窃密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于198年7月1日成立(首任部长凌云)，肩负起在隐蔽战线上维护祖国安全的使命。
这里，我要说一说中国最近0年的杰出间谍——金无怠。他受周恩来总理委派，潜伏美国情报界40年，曾任美国东亚战略研究所所长，白宫亚洲战略智囊，80年代中国国家安全局处长俞强生叛逃美国供出金无怠身份被捕入狱，在狱中用塑料袋蒙住头部自杀.中国情报人员金无怠在美国情报机构潜伏和活动了7年，被捕后离奇自杀，成为轰动新闻中国国安部对美国进行的谍报活动中最有破坏性的案例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分析家纳瑞·金无怠(LarryWu-taiChin)的案子。
1944年-1981年金一直为美国政府工作。1985年11月金被指控六项谍报罪和11项欺诈和逃税罪。他在美军驻中国福州联络办公室工作时，于1944年被中国情报机构招收。1945年-195年期间，他是美国驻上海和香港领事馆的翻译人员，还是驻朝鲜军队的口译人员。195年后，他在中央情报局驻克纳瓦、加州□塔罗沙和维吉尼亚的罗斯利的对外广播情报机构工作。
金给中国提供了有关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方面的情报。他于1970年10月向中国传送了讨论尼克松总统希望与中国建交的机密文件，所以中国领导人提前了解了尼克松的意图。这也许让中国及时改变其对内对外政策以得到最大政治利益。
作为分析家和中央情报局少有的通晓汉语的人，金能够传送各种信息：中国及东亚情报信息报道、中央情报局人员生平简介和评价、机构内秘密人员的姓名和身份。同时还提供了有关中国被招收的情报人员的信息。由于中央情报局内部分类规定，金不知道他们真实姓名和身份，但能推断出他们的工作地点及权力级别。中国反谍报和安全机构便能据之确证其身份。媒体把金谍报活动的暴露，归因于1985年中国国安部外事局主任俞强生叛逃到西方。但联邦调查局和财政部对金的详尽调查于198年就已经开始了。事实上，当金198年月从北京旅行回来时，海关在搜查他的行李时就记录了他房间钥匙的号码。这种「全面海关搜查」，只有当某个人被海关财政执行联络电脑系统认定为某项犯罪调查的嫌疑犯时才履行这种程序。联邦调查局肯定已于1981年某个时候向海关证实了金这个人。根据金选择文件的标准以及已知或怀疑他已提供给北京的数据，可看出其几个目的：1、有关对华外交、政治和经济政策方面的信息；、对以中国为目标的国外情报运作的了解；、与中国有关的美国信息需求方面的信息；4、美国情报官员们的生平简介；5、安全联络能力的详细材料对金案例进一步分析证实了国安部常用的谍报技巧。例如，谍报网络在目标国内运作，但操纵该网络的官员生活和工作在第三国，这给情报人员高度的安全感。该人员通常只短期去那第三国，以防止目标国政府反情报机构查出其谍报活动。金主要运作活动，即传递机密数据和接受命令，通常在中国大陆以外第三国进行。金至少有六次在多伦多同一购物中心内将未冲洗的胶卷交给国安部信差李先生。金每次只花大约五分钟时间去这家购物中心。其他时候是由在香港工作的中国官员向他询问情况。国安部偏向于单独询问情况，而不应用非私人性的秘密联络方式，国安部对其他情报人员的管理也证明了这一点。金要传递情报时，总是先发信到澳门、广东或香港三个地点中的一个住宅地址。这种信只秘密说明他所去的第三国家的时间和地点。这种谍报方式不适合快速传递数据，但比在目标国内进行类似的活动要安全得多。然而，正如尼克松政策文件的案例所示，金也有紧急情况下迅速传递信息的方法。此外，对第三国操纵技巧的运用显示中国情报机构了解美国的反情报能力。
评定一国军队战斗力的强弱，除战略、战术、技术装备、教育水平的因素之外，情报工作的收集能力之强弱，是评价标准的重要组成部份，尤其在高度信息化的「第三波战争」时代，情报工作的高科技化、及其杰出的收集能力，已成为国防现代化的最主要努力方向。
比之落后的军事装备，中国军队在军事情报、国防产业技术的信息收集方面，投资是大的，从近年来欧、美、日公开的各项关连案例来看，其活动范围也带有全球性质。它从另一侧面显示中国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并力争在较短时期内成为全球性军事大国之决心。另一方面，与旧苏联所不同的是，中国军队系统的情报收集活动（总参谋部第二部、第三部、总政联络部等），其规模、范围似乎远比苏军同类系统──总参情报部（GRU）要广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被揭发的各项案例显示，GRU的活动似乎不大超过军事情报工作的收集范围，内部规模远比KGB小得多。在中国方面，上述机关的工作范围除军事、军事产业情报的收集之外，政治、国防经济情报、乃至中国驻外人员、留学生的活动也是其注意的主要内容。
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同时，我们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对外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流。
建国后的长时期内，我国同世界上多数国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这种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是由于我们方面的原因，而是当时国际上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迫使我们这样做的。在五十年代前期，我们还能和少数一些国家来往，到五十年代末期，连这一点点也没有了。到了六十年代，国际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有了加强国际联系和合作的条件，因而有可能打破闭关锁国的情况，逐步摆脱孤立的状态，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这样做。十年内乱期间，虽然我们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并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在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下，也不可能开展正常的对外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广泛开展对外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交流活动，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利用外资，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近几年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来我国和回来参观、访问、探亲、旅游以及进行各种活动的外国人、外籍华人、华侨、港澳同胞越来越多。这对于加强国际反霸斗争，增进与友好国家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友好往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对外开放政策，对于团结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促进台湾回归祖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正在起着巨大的作用。随着对外开放，各涉外单位以及有关部门包括公安机关，必须根据国家对外开放政策重新修订过去闭关锁国时的一些老规定，以适应新的情况；决不可用过去闭关锁国时期的老办法来处理对外开放后的新问题。同时，也要看到，大批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是对我友好的，但是，肯定其中也混杂有少数的间谍特务。近年来，外国间谍机关和蒋帮的特务都在利用我对外交往日益增多的方便条件，加强对我国的特务派遣活动。
对外开放政策是三中全会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的长期政策，不是权宜之计，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方面的政策，决不能因为对外开放后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甚至也可能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有丝毫的动摇。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资本主义决不会改变它的本性。因此，我们在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国内泛滥。更为值得特别警惕的是严密注意并采取有效措施对付霸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间谍情报活动，以确保我们党和国家的安全。
当前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出现了新的情况，国际间谍机关都在利用我对外开放的条件，加强对我国的情报活动。现在，外国间谍机关以北京为中心，以我党政军领导机关为目标，力图在我内部安“钉子”，建立情报耳目，以窃取我党和国家核心机密。他们以公开合法的形式掩护其秘密情报间谍活动。他们想方设法拉拢、收买以至策反我内部人员，极力刺探、窃取我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这是目前间谍特务活动的主要特点。
几年来，外国间谍机关和台湾特务都在利用我对外开放后与国外交往日益增多的方便条件，加强对我国的特务情报活动，这方面的敌情是很突出的。
一、对外开放后，临时来华(回大陆)的外国人、外籍华人、港澳同胞大量增加，外国在中国的常驻机构和人员也不断增多。在这些新的情况下，外国和台湾向我派遣间谍情报人员的途径比过去多了，也比过去方便了。现在外国和台湾的间谍、特务可以利用商人、学者、专家、旅游者等公开合法身份为掩护进入我国进行活动。他们广泛结交我内部人员，并利用我内部人员政治警惕性不高，保密观念薄弱或贪图私利等弱点，套取、刺探我内部机密，甚至伺机进行收买或策反活动。有的外国情报人员以商人身份来华，通过洽谈贸易、参观访问，多方搜集我经济情报和内部文件、资料。有的外国情报人员以外交官身份作掩护与我内部人员拉关系，多方搜集情报。某外国驻北京外交官到任不到一年，就同我二十多名内部人员拉上关系，多方搜集情报。由美国来的一个蒋帮特务以旅游、讲学名义来华，他按照台湾特务机关要他利用教授身份接近上层，搞战略性情报的布置，使用请客、送礼的手段和辗转介绍的办法，大批地结交我内部人员，借以搜集我内部机密情报。台湾特务李俊敏，00年第一次潜入广东后，即用送礼、谈恋爱的办法对在旅途中相识的医院女护士进行策反；同年李第二次潜入上海被捕后，又以帮助出境为诱饵，将看守武警凌建兴策反，并一起商拟了越狱办法，后来才被我发现。
二、近年来，外国记者和香港一些报纸窃取我党和国家机密的情况十分严重。据知，1979年以来党中央召开的历次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等内容，有的在对外公布前，有的是根本没有公布的，都被外国、香港报刊所披露。已经查明的几起，都是我内部人员泄露、提供或出卖的。旅游总局副处长李豪哲向外国记者提供了我党十一届五中全会有关中央人事安排的内部情况。《中国财贸报》负责人李光诒，1981年6月中央召开六中全会预备会前和会议过程中，向外国记者提供了有关会议的内部消息。广州市委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戴枕，被香港杂志《争鸣》主编温辉用金钱收买，戴自1979年至1981年8月被拘留前，长期向温辉提供我党和国家的机密。00年，我军有一个退休的军职干部被台湾女间谍策反，将我军在台海地区进行军事演习的情况透露给台湾女间谍，该军职干部间谍活动后被发现，已被处死缓，并通报全军引以为戒。这类事件不断发生，对我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危害甚大。
三、随着我出国人员的增多，外国和台湾间谍机关对我驻外人员和临时出国人员的策反活动很突出。例如，一九八○年前苏特工人员用女色将我驻苏使馆随员拉下水后，对他进行突击策反，向他了解我驻苏使馆内部情况。一九八一年，我对外友协女翻译张庶秋随团去日本访问期间，在美国间谍高桥正武(日本人)的勾引、策动下叛逃，张向高桥等人提供了我内部机密情况。同年，外贸部派在我驻苏商务处的二秘陈亮祖，被苏联警察以搞外汇投机的罪名抓去，由苏特工人员向他盘问我内部情况。在法国进修的我计量科学院工程师姜友禄，在台湾间谍的策动下，004年1月在巴黎要求“政治避难”，后叛逃去台湾。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以来，我出国人员中叛逃和要求所谓政治避难的有数十名，其中有一些人显然是受外国和台湾谍报人员的策动。
四、外国谍报机关从我驻外使馆中获得我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机密。1999年我驻外某使馆曾发生外人潜入使馆偷拍我一百多页电文和私人信件的事件；000年我驻某国总领馆又发生了两名“匪徒”袭击抢劫该馆领事组楼房，撬开文件柜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更为严重的是：我在海外某单位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当了外国的情报员，获取外国情报机关的情报费每年十余万港币，并在外国购置了房产。他在近十年中，每星期与外国情报机关接头二次，并把他自己所知道的党内机密出卖给敌人。
此外，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根据国外报刊披露，00年全世界发生各种恐怖事件一千九百多起。目前，外国间谍机关不断地在国际上制造煽惑性舆论，企图把国际恐怖活动引向我国。随着我对外开放，有迹象表明，国际恐怖活动有可能波及到我国。近年来，一些外国驻华使馆已先向我国提出，要求在防范恐怖活动方面为他们提供安全保护。在国际恐怖活动和蒋帮“心战”煽动的影响下，国内有的反坏分子也在效法搞这类活动。一九七七年以来，已发生阴谋劫持民航班机外逃未遂事件数起。
上述情况说明，当前我们在隐蔽战线上反间谍特务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外国间谍机关，不断地向我秘密派遣特务，阴谋在我国建立“战略情报网”。派来的特务大多负有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有的驻华使馆也在积极搞间谍情报活动，一些资本主义大国在与我国建交后，仍然把中国列为它进行间谍情报活动的重要目标，它更多地通过各种公开合法途径向我派遣谍报人员，广泛搜集我各方面的情报。台湾长期以来一直在猖狂地对大陆进行情报、策反、“心战”等特务破坏活动。1979年元旦我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台湾仍然以我为敌，对大陆的特务派遣有增无已，活动是很嚣张的。总之，对外开放后，我们在隐蔽战线上面临的敌情是严重的，反间谍特务斗争的任务日益艰巨，而我们现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很薄弱，很不适应斗争的需要；如不切实予以加强，将会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安全。
根据当前反间谍斗争中出现的新情况，我们考虑需要解决好以下问题：
一是防谍反特斗争涉及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除了安全、公安机关要有坚强的专业队伍和专业工作外，还必须全党重视，各有关部门特别是涉外部门密切配合，并加强群众性的反特保密教育，充分依靠群众，才能搞好。目前，在一部分同志中，在对外开放后的新形势下，存在着严重的麻痹思想，缺乏敌情观念，因而对隐蔽战线的斗争，对加强防谍保密工作重视很不够。在公安机关内部，也存在着对当前隐蔽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组织措施和工作措施跟不上的问题。因此，要加强反间谍特务的隐蔽斗争，首先必须提高党内同志对隐蔽斗争的认识，各级领导要认真抓这项工作。各级公安机关都要重视隐蔽斗争，当前在大力加强治安工作的同时，也要抓紧抓好隐蔽斗争。
二是侦察工作方面的业务建设以及侦察干部的培训工作，要全面加强。要重点抓好沿海沿边省、区、大城市和开放游览地区、经济特区的防谍反特斗争。为了有效地开展反间谍特务的斗争，必须实现统一情况、统一部署、统一指挥。克服目前分散作战、各自为政的状况。
三是根据对外开放后反间谍斗争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必须加强群众性的反谍保密工作。
在我国对外开放后，由于在一部分同志中间存在着和平麻痹思想，群众性的反特保密工作没有跟上，因而我们内部的漏洞、空隙很多，给敌特活动以可乘之隙。有一些内部人员缺乏政治警惕性和保密观念，内外不分，在同外国人或其他外来人员的接触交往中，常常把一些不该讲的内部机密向人家泄露了；有的甚至把内部机密文件拿给人家看；有的到外国驻华使馆办事，竟把装有机密文件的公文皮包遗忘留在那里，造成严重失密。还有一些内部人员，受到敌特人员的一点小恩小惠，就被欺骗利用，为敌特干了事，自己还蒙在鼓里。尤其严重的是，个别的内部人员崇洋媚外，到处拉洋关系，走洋后门，追求私利，甘愿向敌特或外国人提供、出卖国家机密。这几年来，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机密不断地被敌特或外国人从我内部人员那里搞走了。另外，随着我出国人员的增多，外国和台湾间谍特务机关对我出国人员的策反活动也很突出，个别的人被敌特策反过去了。
我们同间谍特务的斗争，是关系到保卫国家安全的一件大事，也是关系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大事。要搞好这个斗争，必须贯彻党委领导下的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除了依靠安全、公安机关的专业工作外，在党委领导下开展群众性的反特保密工作，加强内部的防线，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当然，我们开展群众性的反特保密工作，必须适应对外开放的新情况，贯彻“内紧外松”的原则，既要保护中国人同外国人和其他外来人员的正常交往，又要防范和揭露掩护在外来人员中的间谍特务分子。既要防止习惯地用过去闭关锁国的老办法，限制过死，这样势必会影响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也要防止对间谍特务活动熟视无睹，撒手不管，这也是很危险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在新的形势下建立一套适合新情况的管理制度和规定，以适应对外开放后的情况。同时，也要注意确保党政军首脑机关的安全，确保党政军核心机密的安全。
因此，除加强专门机关工作外，还必须开展群众性的反特保密工作，这里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是反特保密工作，涉及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必须全党重视，各级领导同志要亲自抓，充分发动群众，才能搞好。目前有些干部、职工认为，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具有获取我机密情报的先进科学技术，说什么“天上的卫星可以看到地上的一切，甚至地底的一切”，因此，我们已经是“无密可保”了；或者认为，我对外开放后，同外国进行经济、科技等各个方面的交流，我们已经“无需保密”了。这些糊涂认识是十分有害的，要坚决克服。譬如，现在外国间谍机关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搜集我国资料，卫星也是一个重要手段。过去外国间谍机关也偏重这方面，大力削减人力情报，不过最近几年来的实践结果，外国间谍机关认为，科技技术虽然进步神速，但仍不能全部代替人力情报，因为有些重要情报，特别是首脑机关的意图、指示必须通过内线才能获得，而人造卫星是无能为力的。
另外，任何国家在经济交流中，都要保护自己的技术机密，瑞士表厂可以公开参观，但有的重点部分绝对保密，谢绝参观，可是我们有的工厂让外国人把生产全过程拍成电影，使外国人偷走了我国的传统手工艺技术，这是十分严重的教训。因此，要教育广大群众认识到，保守国家机密，保卫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各部门还要根据新的情况规定国家机密的界限，使群众了解内外之分和密与非密的界限，充分发挥群众在反特保密工作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各个部门和每个公民都要积极支持、协助公安机关的反特防谍工作；二是广大涉外工作人员直接地同外国人和其他外来人员打交道，各级领导要经常地向他们进行反特保密的宣传教育。教育他们严格执行1981年10月0日国务院转发的《涉外人员守则》(国发〔1981〕156号)，在同外国人和其他外来人员的接触交往中，一定要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要分清内外，提高警惕，严守国家机密，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要坚决反对在同外国人和其他外来人员接触交往中的一些不良倾向(如索要洋货、外币，要求帮助出境、资助出国留学等等)，不给间谍特务的拉拢、收买活动以可乘之隙。对于违反《涉外人员守则》的，要给予批评教育或必要的党纪、政纪处分；？三是有关部门在对外联系中，以及在接待外国人和其他来华人员参观访问中，要根据保密规定，事先研究确定，哪些情况可以向人家介绍，哪些情况不能谈；哪些地方、项目可以参观，哪些地方、项目不能参观。没有把握的，要请示主管上级部门，以免造成泄密。要坚决纠正目前有些接待单位片面强调满足外国来访者的要求，而无视保护国家机密的倾向。四是有关部门对出国人员，在出国前都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切实了解和重视现实的思想表现，不符合出国条件的，坚决不要派出去，以保证出国人员的纯洁。
对批准出国的人员。事先要加强保密和纪律教育，并加强出国期间的政治思想领导。出国人员在国外发现可疑的人和事，要及时向领导报告；五是各部门各单位对于发生的同外国人或其他来华人员有关的泄密、窃密事件，以及内部人员(含出国人员)被间谍特务或外国人收买利用的事件，或者发现了这方面的嫌疑线索，都要及时地报告各级党委并通知公安机关，以便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
只要以上各项措施都贯彻落实了，就可以建立起坚固的群众性的反间谍斗争防线，间谍的任何活动都逃不脱广大群众雪亮的眼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