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试图理顺尼科尔斯船长对我说的几件关于斯特里克兰的轶事，下面将会尽量清楚连贯地把它们写下来。他们是在冬天快结束时认识的，就是我在巴黎和斯特里克兰永别后的那个冬天。中间几个月他是怎么度过的我并不知情，但他肯定过得很潦倒，因为尼科尔斯船长最初和他相遇是在夜间收容所。当时马赛发生了罢工，斯特里克兰已经穷途末路，显然连糊口的钱都赚不到了。
夜间收容所是座很大的石头建筑，赤贫者和流浪汉只要能够提供齐全的证件，并说服管事的修道士相信他们是有工作的人，便能在那里暂住一个星期。尼科尔斯船长注意到斯特里克兰，是因为他的身材和长相在等待收容所开门的人群中显得很独特；他们神情萎靡地等待着，有些焦躁地走来走去，有些懒散地靠着墙壁，也有些百无聊赖地把腿伸进水沟里坐在路缘石上。在他们鱼贯走进登记室时，尼科尔斯船长听到修道士跟斯特里克兰说英语。但他并没有机会跟斯特里克兰搭讪，因为就在他进入公共活动室的时候，有个修道士走进来，腋下夹着巨大的《圣经》，登上活动室末端的讲台，开始长篇大论地宣讲经文。那些凄惨的流浪汉只能忍着，因为这是他们寄宿的代价。他和斯特里克兰被分配在不同的房间，翌日清晨五点钟，有个体格壮实的修道士把他叫醒，等到他铺好床洗过脸，斯特里克兰已经不知所踪。尼科尔斯船长冒着寒风在街头流连了个把钟头，然后走到了维克多·格鲁广场，那是许多水手惯常聚会的地方。他又看见了斯特里克兰，正倚着一尊雕像的底座在打盹。他走过去把他踢醒。
“跟我去吃早餐吧，哥们。”他说。
“去死吧你。”斯特里克兰回答说。
我听出来这正是我朋友的口头禅，于是开始觉得尼科尔斯船长说的话比较可信。
“你没钱了吧？”船长问。
“滚*。”斯特里克兰回答。
“跟我走吧。我带你去吃早饭。”
犹豫片刻之后，斯特里克兰挣扎着站起来。他们走到发放面包的善堂，饿肚子的人在那里可以领到一块面包，但必须当场吃掉，因为不许把面包带走；然后他们又走到施舍肉汤的地方，每天十一点和四点，你可以在那里领到一碗又稀又咸的肉汤，但顶多只能领取七天。这两个地方隔得很远，所以只有饥肠辘辘的人才愿意跑两趟。他们就这样吃了早餐，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和尼科尔斯船长也就这样交上了朋友。
他们在马赛度过了差不多四个月相依为命的日子。他们过着平淡至极的日子，既没有意料之外的惊喜，也没有激动人心的奇事，因为他们整天都在忙着赚钱，以便能够找到过夜的住所和充饥的食物。但我真希望在这里我能提供几幅美丽而生动的图画，把尼科尔斯船长那栩栩如生的描述呈现出来。他们在那个港口城市经历的社会底层生活完全可以写成一本引人入胜的图书，他们遇到的各色人等也提供了足够研究者编撰整本流民大辞典的材料。可惜我只能用寥寥数笔将其带过。反正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是紧张粗野、狂放激烈、多姿多彩和充满活力的。这让我认识的马赛，那个热闹而阳光、酒店非常舒适、餐厅坐满富人的马赛，变得黯然失色和不足为奇。我妒忌那些亲眼见到尼科尔斯船长描述的那种生活的人。
夜间收容所的大门向他们关上之后，斯特里克兰和尼科尔斯船长只好托庇于硬汉比尔。这人是黑白混血儿，长得魁梧雄壮，拳头也很厉害。他开了家旅舍，专门给失业的水手包吃包住，还给他们找工作。他们在他的地方住了一个月，和十来个瑞典人、黑人和巴西人睡在两个空房间的地板上，谁住哪个房间都由比尔安排。每天早晨他们跟着他去维克多·格鲁广场，想要雇用水手的船长通常都到那里去招人。他娶了个美国女人，又肥又邋遢，天知道美国人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寄宿者每天轮流帮她做家务。尼科尔斯船长觉得斯特里克兰很占便宜，因为他不用做这种杂事，作为交换，他给硬汉比尔画了一幅肖像。硬汉比尔不但花钱买了画布、颜料和画刷，还塞给斯特里克兰一磅走私的烟草作为酬劳。据我所知，这幅画可能还挂在若列*头附近某座破房子的客厅里，估计现在能卖一千五百英镑。斯特里克兰的想法是先坐船到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然后再想办法前往萨摩亚或者塔希提。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想起来要去南太平洋，不过我记得他早就梦牵魂萦地向往着那边的海岛，那种郁郁葱葱、阳光普照、周围的海水比北半球海洋更蓝的海岛。我想他愿意跟尼科尔斯船长厮混，大概是因为后者很熟悉那片区域，正是尼科尔斯船长让他相信他到塔希提会更加舒服。
“你知道的，塔希提是法国人的，”他向我解释说，“法国人没有那么死板。”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
斯特里克兰没有证件，但这对硬汉比尔来说无所谓，他只要有钱赚就可以（他替水手找到工作之后会收取第一个月的薪水作为介绍费），当时恰好有个英国司炉死在他的旅舍里，他就把那人的证件给了斯特里克兰。但尼科尔斯船长和斯特里克兰都想朝东去，而能够提供岗位的轮船恰好都是向西航行的。斯特里克兰两次拒绝了开往美国的不定期货船，还拒绝了一艘前往纽卡斯尔的煤船。硬汉比尔对这种顽固失去了耐心，因为这只会造成他的损失，最后他也懒得费口舌，干脆把斯特里克兰和尼科尔斯船长赶走了。于是他们再次流落街头。
硬汉比尔那里的饭菜并不丰盛，每次吃完了肚子还是像吃之前那么饿，但有好几天他们很怀念那里的伙食。他们真正地尝到了饥饿的滋味。施舍肉汤的地方和夜间收容所已经对他们关起了大门，他们赖以果腹的只有善堂发放的小片面包。他们睡觉的地方也很随便，有时候睡在火车站岔线上的空车厢里，有时候睡在仓库后面的货车里。但天气特别冷，往往是迷迷糊糊地睡上一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又得哆嗦着在街头踯躅，以便暖和暖和身体。让他们最难以忍受的是没有烟抽，尼科尔斯船长的烟瘾尤其重，他经常到酒吧云集的地方，去捡那些过夜生活的人扔掉的未抽完的香烟或者雪茄。
“再差的烟我都抽过。”他补充说，很豁达地耸了耸肩膀，同时从我递给他的烟盒中抽起了两根雪茄，一根放到嘴里，一根塞进口袋。
他们时不时能赚到一点钱。偶尔会有邮轮进港，由于已经跟码头监工混得很熟，尼科尔斯船长能够得到两个装卸货物的名额。如果来的是英国的轮船，他们就会悄悄溜进前舱，到船员餐厅去大快朵颐。但如果遇到高级船员就倒霉了，他们会被赶走，走到跳板时说不定还会因为走得太慢而被踢上一脚。
“只要能填饱肚子，屁股挨一脚也没关系，”尼科尔斯船长说，“我自己从来不为这种事生气。高级船员毕竟要维护纪律。”
我仿佛身临其境地看见尼科尔斯船长头下脚上，飞快地顺着狭窄的跳板滑下来，后面是一个来不及抬脚的、怒气冲冲的大副；而他真不愧是英国人，居然还脸带笑容，非常高兴祖国商船的纪律是如此之严明。
鱼市经常有零工可打。他们也把无数箱堆在码头的廉价进口橙子搬上货车，每人赚了一法郎。有一天他们撞上了大运：某个旅舍老板弄到了合同，需要找人去粉刷一艘从马达加斯加绕过好望角开来的货船；他们有好几天站在船外悬挂着的木板上，给锈迹斑斑的船壳刷上油漆。这桩差事倒是很适合喜欢自我解嘲的斯特里克兰。我问尼科尔斯船长，他在这些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心情怎么样。
“从来没听他抱怨过，”船长回答说，“他偶尔会有点闷闷不乐，但就算我们整天没有东西吃，就算我们连到中国人那里过夜的钱都出不起，他还是活蹦乱跳得像只蛐蛐。”
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斯特里克兰就是那种超然物外的人，就算在境遇最悲惨的时候也是如此，但这究竟是由于灵魂的沉静，还是性格的矛盾，那就很难分清了。
“中国人的厕所”是当时那些准备到南太平洋闯荡的白人给布特里路一家破落小客栈所起的名字，其老板是个独眼的中国人，给六个生丁你就可以睡在床铺上，三个生丁可以睡地板。他们在这里结交了许多同样走投无路的人，每当他们身无分文，而夜里又特别冷，他们就会找白天偶然赚到些许钱的人借点寄宿的费用。他们并不小气，这些流浪汉，只要身上有钱，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跟其他人分享。他们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相亲相爱，因为他们觉得大家都是自由民，同属于想象中的天堂之国。
“但我觉得斯特里克兰发起脾气来可不是好惹的，”尼科尔斯船长回忆说，“有一天我们在广场碰到了硬汉比尔，他向查尔斯讨回他给的证件。”
“有种你就过来拿。”查尔斯说。
“他是个强壮的家伙，硬汉比尔，但他被查尔斯的气势给镇住了，不敢上前动手，所以开始不停地咒骂。他用各种难听的话骂查尔斯，硬汉比尔骂人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查尔斯也不回嘴，任他骂了片刻，然后向前走了几步，他只说了一句：‘滚*，你这头臭猪。’他这句话倒没什么，但他的架势很吓人。硬汉比尔立刻闭嘴，你能看出来他心里很害怕，他赶紧转身就走，好像刚刚想起有个约会似的。”
按照尼科尔斯船长的叙述，斯特里克兰骂的不是我写下的那句话，但是因为我想把这本书写得老少咸宜，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用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来代替他的原话比较好，尽管这样牺牲了真相。
喏，硬汉比尔可不是那种受了普通水手的羞辱之后甘愿忍气吞声的人。他的权势是建立在威望之上的，前后有两个住在他的旅舍的水手告诉他们，他发誓要把斯特里克兰干掉。
有天晚上，尼科尔斯船长和斯特里克兰到酒吧云集的布特里路去喝酒。布特里路是条狭窄的街道，两旁都是单层的房子，每座房子只有一个房间，它们就像拥挤市集的摊位或者马戏团的兽笼。每家每户门口都有个女人。有些懒洋洋地靠着门框，自顾自地哼着小曲，或者用嘶哑的嗓音招呼路过的人，有些则无精打采地读书看报。她们是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日本人和黑人，有些很胖，有些很瘦。虽然她们脸上的脂粉抹得很厚，眉毛画得很粗，嘴唇也涂得很红，但你还是能看到岁月的痕迹和放荡的伤疤。有些穿着黑色的内衣和肉色的长袜，有些留着染成黄色的卷发，穿着短裙，打扮成小女孩的样子。房门是敞开的，你可以看见里面铺了红砖，摆着很大的木床，松木桌上摆着敞口水壶和脸盆。在这条街上来往的是九流三教的人——在游轮上当船员的印度阿三，从瑞典三桅船上岸的金发北欧人，在军舰上当兵的日本人，英国的水手，西班牙佬，来自法国战舰的英俊水兵，还有在美国的货船上干活的黑人。白天这里只是个肮脏污秽的地方，但入夜之后，那些破房子透射出来的昏暗灯光让这条没有路灯的街道变得影影绰绰，别具一种邪恶的美丽。荒淫的气息充斥于空气里，让人感到窒息和害怕；然而这种让你过目难忘和感到不安的景象里却有某种神秘的东西。这里有某种不知为何物的原始力量，让你既感到恶心不已，然而又被深深地吸引着。文明世界所有的斯文体面在这里已经消失殆尽，你感觉到人们不得不直面阴暗的现实。四处弥漫着既紧张又悲哀的气氛。
斯特里克兰和尼科尔斯坐在某家酒吧里，里面有台自动钢琴演奏着喧闹的舞曲。酒吧里人满为患，这边有六七个喝得醉醺醺、大声说话的水手，那边是一群士兵；而在房间的正中央，是挤在一起跳舞的男男女女。几个脸庞黧黑的大胡子水手用*的大手把他们的舞伴紧紧地拥在怀里。那些女人只穿着内衣裤。时不时有两个水手站起来相互搂着跳舞。喧哗声震耳欲聋。人们放声高歌，吵吵嚷嚷，开怀大笑，后来有个男的深深地吻着坐在他怀里的女孩，几个英国水手连声怪叫，让酒吧里变得更加嘈杂。空气里满是被那些男人沉重的皮靴踢起的灰尘，还有灰色的烟雾。里面感觉非常热。吧台后面有个女人坐着给她的孩子喂奶。服务员是个身材矮小的年轻人，扁平的脸上长满了雀斑，他用托盘端着许多杯啤酒，来回不停地忙碌着。
不久之后，硬汉比尔在两个高大黑人的陪伴下走了进来，谁都看得出来他已经喝得烂醉。他是来找麻烦的。脚步虚浮的他猛地撞上一张坐着三个士兵的桌子，把一杯啤酒打翻了。双方激烈地争吵起来，这时酒吧的老板挺身而出，命令硬汉比尔滚蛋。他是个剽悍的大个子，向来不允许顾客在他的酒吧闹事，硬汉比尔迟疑着。他可不敢惹那个老板，因为那人有警察撑腰，所以他咒骂几句，转身就要走。突然间他看见了斯特里克兰。他走到斯特里克兰面前。他没有说话。他咳出满口浓痰，吐在斯特里克兰脸上。斯特里克兰抄起酒杯向他砸过去。跳舞的人突然停了下来。酒吧霎时寂静无声，但是看到硬汉比尔凶猛地向斯特里克兰扑过去，每个人心里的打架欲望都被激起了，随即展开了混战。许多桌子被掀翻，玻璃杯在地上摔得粉碎。酒吧里乱成一团。那些女人惊恐地冲出门外或者躲到吧台后面。路人从街上探头进来看。你能听见咒骂声、打斗声和喊叫声；房间中央有十几个人正在使尽浑身力气地相互扭打。顷刻间许多警察冲了进来，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夺门而出。等到酒吧多少清静下来之后，硬汉比尔正不省人事地躺在地上，脑袋上有道很大的伤口。尼科尔斯船长拖着手臂不停流血、浑身衣服被撕烂的斯特里克兰冲进大街。他自己的鼻子被人打了一拳，鼻血流得满脸都是。
“我觉得你最好赶在硬汉比尔出院之前离开马赛。”他对斯特里克兰说，那时他们已经回到“中国人的厕所”，正在清理伤口。
“这比斗鸡好玩多啦。”斯特里克兰说。
我仿佛看见他那种讥诮的笑容。
尼科尔斯船长很着急。他知道硬汉比尔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斯特里克兰已经两次羞辱了那个黑白混血儿，那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是不好对付的。他会卧薪尝胆。他不会立刻动手，但等到某天晚上，斯特里克兰的后背将会挨上一刀，两三天后就会有一具无名流浪汉的尸体从港口污秽的海水中被打捞上来。尼科尔斯翌日早晨去了硬汉比尔家打听消息。他仍然住在医院里，但他那个已经去过医院的妻子说，他狠狠地发誓出院后一定要杀了斯特里克兰。
一个星期过去了。
“就像我经常说的，”尼科尔斯船长回忆说，“你要打人就得下辣手。这样你才有时间可以考虑接下来怎么办。”
然后斯特里克兰交了好运。有艘开往澳大利亚的轮船派人到水手之家招聘司炉，原来那个司炉因为神经错乱，在经过直布罗陀海峡时投海自尽了。
“你赶快到码头去，”船长对斯特里克兰说，“赶快去把合同给签了。别忘了带上你的证件。”
斯特里克兰马上就出发了，后来船长再也没有见到他。那艘船只在马赛港停泊六个小时，那天傍晚，尼科尔斯船长望着从轮船烟囱袅袅升起的烟雾，目送它在冬天的海面上朝着东方破浪而去。
我尽量把这段故事写得清楚，因为我觉得这些听来的轶事，和我亲眼所见的斯特里克兰从事股票交易时在阿什利花园所过的生活，形成了鲜明而有趣的对比。但我很清楚尼科尔斯船长是个信口开河的吹牛大王，他跟我说的这些话也可能一句都不是真的。就算得知他其实和斯特里克兰素昧平生，而他对马赛的了解都是从杂志上看来的，我也不会感到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