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特利公园的一个清晨，一辆黑色的别克车停在一幢廉价的公寓前，应该说整个社区都是廉价的，兴建在前往工业市的公路边上，居住在此处的大都是工厂的工人——单身汉工人，和低级的**。这类人物各有各的工作时间，有了钱也是到意大利人或俄国人开办的赌场里，那血汗钱挥霍一空。这辆别克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冷冷清清的社区有什么不同。
车里钻出了三个人，全是东方面孔，为首的人是曾锐，他今天穿一件白色的短风衣，跟他一起来的两个人是赵毅风的武工队员，他在华青帮的辈分虽然高，却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相反他在赵毅风的组织中倒是拥有直接指挥士兵的许可。
曾锐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香烟，在嘴里含了一下，不打算抽，他把烟放在耳朵后面，抬起头看了看这幢老旧的公寓。
“我说爱德华，你们确定是这里？”他扭过头去问一个矮个子，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冲爱德华挥了挥手。
那个爱德华退后两步，一阵短短的助跑，大力踹开了门。曾锐带着两人钻进了公寓的门厅，他抽出自己的枪，这还是那把锯短了枪管的科尔特0.45英寸口径手枪，这把枪跟随他有些年头了，但他还是要在公寓狭窄，灯光昏暗的楼梯间作最后的检查。养成一个良好的工作习惯是无比重要的，赵毅风老是告诉别人这一点，目前真的记住这句话的，看来只有曾锐一人而已。
他预计这会儿大多数的人还没有起床呢，两个武工队员一前一后把他夹在中间，他能理解这是一种保护，只是这样实在是对曾锐个人能力的一种轻视。他打开手枪的保险，把子弹退出来，试扣了几下扳机，当年他十七岁的时候，就得到了这把枪，用起来得心应手。
没过多久，突然发出了两声枪响，在一个安静的早晨格外明显，好像整幢房子都震动了一下，可是没有人打算去追究一下这里发生里什么事，睡梦中的人也不过是转了个身，继续安眠，街上仅有的行人加快了脚步，不想惹麻烦，可也不显慌张。自从1969年伊始，枪声成了洛杉矶最司空见惯的声音，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小区里。
说实话，在爱德华把门踢开的那一刻，曾锐大脑一片空白，一股胃酸冲上他的喉咙，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两具雪白的肉体，他们绞缠在一起，就像美术博物馆里的现代主义雕塑，这不足以让曾锐呕吐，他无法接受的是，这是两个男人。他不是没见过同性恋，但那并非如此**，他在那一瞬间就决定了开枪，没有打中，他当然是故意的。两个抱在一起的男人还不清楚怎么回事，眼中的疑惑多于恐惧。其中有一双眼睛曾锐是认得的，眼睛的主人左手上还戴着曾锐的旧手表，他看来也很喜欢这块表，竟然没有把它卖掉。
曾锐没有让他们的疑惑持续太久，他们被两名武工队员从床上拉起来，用枪柄狠狠的击倒，他们干这活儿很顺手，两个拦路抢劫的小贼摊开双臂躺在旧油毡地毯上，不省人事。抢劫是要付出代价的——这通常是在监狱里待上十五年（一级抢劫罪），有纳税人供养。只是曾锐有自己的处罚方式。
“不错的表，嗯？”曾锐取回了自己的那块手表，“你们是怎么计划的？别让我久等，开始吧。”
那个高个子的，叫陈杰，他有个高中毕业的妹妹找工作的事宜由赵毅风安排妥当，现在在一个地下庄家的赌场当会计员，不是什么正当职业，总归收入不错。蹲下身子，抓起俄国抢劫犯的右手，四处捏了几下，抬头问爱德华：“左手还是右手？”
爱德华没有回答，他从上衣里拿出一把匕首，用手指稍微试了一下刃口，说：“按好。”
正如一个精确的外科手术，陈杰和爱德华小心翼翼的配合着，他们要把两个俄国人的右手切下来作为警示，曾锐很奇怪两个武工队员怎能这么镇定的去做一件如此残忍的事情，他们仔细地挑断每一根肌腱，好像不断把地板染红的鲜血对他们没有一点影响，最难处理的骨骼部分他们同样从容，爱德华活像在掰开一条废弃的桌腿。
两条完整的手臂，简直可以捐赠给医学院。陈杰探了一下俄国人的鼻息，呼吸大概没有停止，或许心跳也还正常，打包起两条手臂，这是要给赵毅风当作完成任务的证明。曾锐向来不太喜欢过于血腥的东西，可他正在适应，一条人类的右臂和一条新鲜的小牛前腿又有多少不同呢？人手两条手臂，不是吗？对这两个抢劫犯来说仅仅是造成了生活上一点小小的不便，是的，不能再抢劫罢了——他们看上去不像以弹钢琴为生的人。
两个俄国人如果是足够幸运的话，他们可以在死亡之前醒过来，那他们就可以尝试着打个电话，双人协作会增加不少效率，这会救他们一命。
曾锐三人回到车上，坐在司机位置上的是爱德华，曾锐选择了后座，一边还在摆弄他的表，抢匪把表带弄得太松了。爱德华拉下挡阳板，戴上了一副墨镜，这引起了陈杰的一阵冷笑。直到曾锐点头才发动汽车。这确实是曾锐的车，不过“前座是通向死亡的陷阱”。这是另一个人告诉他的，经受住血的考验的黑手党信条。
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两个俄国人没有在地板上躺很久，他们及时醒来了，经过了短暂的不知所措，这很正常，谁也不曾想过在星期二的早晨失去右手，他们报警了。结果是他们都因失血过多而死去了，责怪警察们的反应太慢是有失公允的，不能指望领取政府薪金的小警员们总是依照工作条例办事。总之他们的死是正常事件，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浑浑噩噩的死去，很没有意义。幸好没有什么人的死亡是有意义的，除非那能给人们带来一个公众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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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田?李上尉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桌面上放了几份文件，任谁都看得出他的心思显然不在这上面，他挖空心思地盯着墙上的挂钟，琢磨着让它慢下来，然后再快一点。下属都明白他的心情不佳，华青帮的事情让他很没面子，他努力了，联络了不少检察官，可是在法庭上一连串的指控都因为证据不足被一笑置之。另一件烦心的事是他没有逮到小东京的新管理者，那个赵毅风。
华青帮注意到了中田警官的存在，他们没有尝试着干掉他，反倒表现出了某种友好，当然这在上尉的眼中更像是一种嘲讽，他不是不需要钱，相反，他有一个妻子，三个要上大学的孩子，这是一大笔花销，尽管家人一直以为警察的薪水足以养家。他父亲曾经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中田把父亲当作最好的反面教材。
他的父亲是汤米?李警官，中士巡官，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二十年，直到死时还是。李警官是一个勇敢、正直的警察，极为富有正义感，他是很多人贿赂名单上的常客，却从不收受半个美分，连局子里固定的分成也不要。中田记得在小时候有商店老板塞给他五十美元，爸爸非但没有表扬，反而狠狠教训了他一顿。
汤米是个好警察，这是他负责的地区居民给予的一致评价，每天晚上都能看见他在巡逻，他对待任何行凶闹事的流氓、醉汉毫不手软。在别的警察和咖啡看电影的时候，他尽职的在街头给违章停放的汽车开出罚单——罚款从不装进自己的腰包，这导致了一个小问题，没有人愿意和这样的警员搭档。
正直的父亲是中田的儿时偶像，无数次在学校他无比自豪的回答老师关于长大了相当什么的问题，“当警察，像我我爸爸那样的警察。”直至今日他回忆起自己挺胸抬头说出这话的模样时都觉得好笑。
无论如何中田在高中毕业时真的去当了警察，不是因为他父亲支持他，而是他没有钱读大学。一个好警察用自己的生命保卫着公众的安全，但他不可能有足够的钱供养一个大学生。事实上汤米?李警官并没有看到中田成为警察，他早在一年前的一次枪战中被一颗子弹打穿了脑袋，死状极为难看，以至于遗体告别时无法将他的脸展示给到场的亲友。那颗要了他命的子弹是从身后打来的，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李警官得罪了桑塔迪奥家族的彼得?安杜里尼司令，后者用一万美元悬赏他的脑袋。
没有一个同僚来参加英雄的葬礼，中田开始开清这个社会的真实面目，他没有怨恨，他知道这是父亲必然的结局，在棺材放入墓地的那一时，他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思想转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