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an！你好厉害呀～居然还可以开水饺店~”房东太太惊讶地说。
“这没什么了不起，我也是帮朋友，本来在家里也是经常帮我妈妈包水饺，那家食阁的老板跟我朋友很熟。”我跟房东大概介绍了一下情况。
我也把自己的课程调整到上午，这样下午可以去摊档，晚上开档，生意好的话，再调整。我也感觉我这年龄应该生活、经营和学业相结合。辛苦点是辛苦点，但谁让咱年轻呢，体验一下新加坡的市井生活，体验一下如何在新加坡开店经营，对我以后的人生路都有莫大的好处。
房东夫妇也一致表示，等我的摊档开业时，他们一定过去捧场。不光自己去，还要带朋友去尝尝。告诉他们中国水饺很好吃，而且摊档老板是他们的房客和朋友。
在家里练了两次手以后，我又去了摊档演习了一次，一方面熟悉一下食阁的环境和各种设备操作，再一个是让林先生和食阁老板先尝尝，再提提意见。
我在食阁包的时候，刻意把姜末去掉了，果然林先生和食阁老板吃了拍手叫好，没有挑出什么毛病来。只是食阁老板又给我提了一个建议，说新加坡人还是习惯于吃蒸饺和煎饺子，问我可不可以加上这两个项目。
蒸饺说实话没蒸过，需要找找火候，但是煎饺子在家也经常自己做，一般包了饺子头天吃不完，基本上就是第二天早上煎一下吃，这比较简单。
选了个礼拜天开业，开业那天一大早，我一个人去附近巴刹买菜、买面、买肉，先准备好了材料。
几个要好的同学也都过来帮我了。陈莉和王童啥也不会，但可以帮我招揽客人，跟客人介绍我们中国北方的水饺。另外还兼着收银员。
沈阳的两个女同学都会包饺子，等我调好馅，也下手帮我包了起来。而刘辉和刘东兄弟俩也帮着我端盘子，收盘子，擦桌子。
我调馅的时候就有不少其他摊档的老板好奇地过来好热闹，还不到开档的时间，没有什么客人，大家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聊着，我也听不懂他们在用福建话说些什么。但通过语气大概其能分析出来，基本上不太明白，在分析我到底里边都放了些什么。
等到我揉面、擀皮的时候，终于有忍不住的开始感慨着，并且开始用新加坡式的华语向我咨询其中的奥妙，为何一个小小的面团，在我手中三圈两圈就成了一张薄皮，有好事的大姐让我动作慢一点，好让他们看个究竟。
我把动作放慢，把动作分解，仔细跟他们诉说着其中的要领，那位性格开朗的大姐，还洗了手，亲自动手试了一下。不过看起来挺机灵的人，但动作很笨拙。
如此一来，我更有了自信，感觉到自己包的水饺更加有技术含量了，现在我就是这家食阁最靓的仔，我就是中国水饺大师傅。
于是，我把已经戴在头上的厨师帽子又正了正，帽子尽量竖直，往高处发展。掸了掸前胸系着的围裙。
清了清嗓子，重新拿过擀面杖，一手捏着面团飞快地转，一手快速滚动擀面杖，没几下，一个圆圆的，中间厚实一点，边上薄薄的饺子面皮就成型了，我往面板旁边一丢，甩出了漂亮弧线，平整地落在面板一角，引起了大家伙的掌声，纷纷竖大拇指，赞叹不已。
通过跟食阁老板合作开这个摊档，我也了解到了新加坡人的朴实无华和勤劳肯干。当然这有着地域性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来自他们祖辈身上传承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美德。
像我这个水饺摊档，跟其它的摊档都一样，都是一个人经营，从进货，到烹制，从售卖收款到收拾餐桌和食档的卫生。都是一个人，真的很辛苦，也体现了新加坡的效率。
在新加坡的日子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也深入接触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亲身体验了不同的生活环境。在学习的同时，我也在积极地寻找商机。
我的管理学讲师是个胖乎乎的中年人，看起来文质彬彬，也戴着金丝框眼镜，尽管新加坡很热，但他每天都是长袖白衬衣，深色西装裤，擦得锃亮的皮鞋，手上提着黑色的公事包。
管理学是比较注重实际管理经验的，这一点，是我比大多数同学强的地方，我有着很多工作经验，也有不少管理方面的实际经验，在课堂上可以跟管理学的老师互动起来，沟通交流比较畅快，这也使得管理学的陈讲师对我有了很不错的好感。
陈讲师在课下也喜欢跟我交流，他也去过中国，不过只是在南方的几个大城市，如广州、深圳、厦门、福州，连上海都没去过，不过这也足以让他比其他没去过中国的新加坡人更加了解他祖辈的祖国。
陈讲师带我去过他经常锻炼的健身会所，尽管他看起来不像什么健身达人，也去过他们的校友开的餐厅，陈讲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的。在新加坡就是北大在中国一样的存在，甚至更加厉害。
记得陈讲师在课堂上谈起过胶卷相机和数码相机的未来，彼时，数码相机刚刚面世不久，远远未到占领市场的地步，胶卷相机在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都还是牢牢控制着摄影器材市场。
同学们都感到没有胶卷的照相机是不可思议的，但我感觉到尽管现在数码相机还是小众把玩，非主流，但到将来的某一天，肯定会大幅度的占领摄影器材市场。在这一点上，陈讲师是比较同意我的看法的，也得到了他的肯定和称赞。
果不其然，很快，原来还想有可能是二分天下，但我也没想到时代的变革如此无情，如此悄无声息，不到十年的时间，数码相机就已经把胶卷相机完全淘汰了，不留一分余地。
不光日本著名富士胶卷，还有美国的柯达，就连当年中国比较著名的胶卷厂家，物美价廉的乐凯胶卷也消失了，都早已转型，已经转向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数码影像材料、数字印刷材料科研、生产基地了。成为中国平板显示器用中高档光学薄膜和薄膜深加工产品的大型研发、生产基地，以及中国特种感光材料、特种薄膜研发和生产制造基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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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讲师讲课时还提到了当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和世界先进国家，包括美国、欧洲国家、日本，还有新加坡的差距巨大。
陈讲师说到，中国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也就是我在新加坡读书的前一年，1993年才不到5000亿美元，3.6万亿人民币，分配到每个中国人才300多美元。
陈讲师说到此处非常感慨，这个东方大国离世界的距离太远了，尽管睡狮已醒，也已敞开国门，改革开放，但如此大的距离，需要时间去追赶。
那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6.86万亿美元，是中国的十几倍。真是天文数字的差距。合计到每个国民，差距更加巨大。
近三十年来，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步伐越来越快。世界没有想到，当他们漫不经心地散步时，中国正在没日没夜地奋起直追。近三十年后今天，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达到了101.36万亿人民币，合约14.73万亿美元。人均72447元人民币，已超越一万美元。
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可以想象出陈讲师现在谈起来中国，嘴角一定会微微上扬，露出灿烂的微笑，因为他当年也说过，假以时日，中国一定会发展成为比肩美国的经济大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傲立东方的发达国家。
但也许，他没想到这一天来得会这么快，中国的发展会如此迅速。
陈讲师当年确实帮到了我，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也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新加坡国家太小，本来我是想以新加坡为跳板继续前往美国或者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发展。
因为陈讲师提供的这条信息，使得我与自己的国家，与烟海联系得更加紧密。促使我改变主意回国发展了。
陈讲师在一次聊天中，无意识地聊到我们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的问题，不过大多数都是南方城市或者BJ、上海等一线大城市，很少见到北方城市的学生，他就很好奇，问我是怎么出来的。
我就跟他说起了我的六哥跟新加坡林先生的渊源，这个渊源也使得我有机会来到了新加坡，开阔了眼界，更进一步地了解了世界的不同。
我跟陈讲师说起了中国南北方发展不同和差距，南方人思想比较开放。接受新生事物比较快，因为历史原因，在国外的亲戚朋友也比较多，各种有利条件下，促使得南方发展比较快。
而中国北方思想比较传统，家乡观念比较重，故土难离。尽管现在出来留学的比较少，但也开始有不少苗头，许多家庭也开始有意把孩子往外送。
我想起了唐总的几个朋友，想起了王科长和齐科长，都表达过差不多的想法和意思。
陈讲师说起一般中国来的学生英文都会差一些，大部分需要先在英文学校补习语言。他原来讲课的一个学校因为比较偏远，在兀兰，靠近与马来西亚的国境线，所以，生源不太好。目前处于关门状态，有现成的校舍和宿舍，各种教学设备齐全，甚至自己学校还有食堂和快餐咖啡厅。
陈讲师在教管理学的同时，也在教授经济学和行销管理，对商机比较敏感，在新加坡也有不少人脉，自己也可以出面任教。我在国内有过几年的工作和做生意的经验对中国北方城市比较了解，对新加坡签证流程也比较熟悉。
如此一来，我们就更加细致、深入地聊了起来，越碰撞，越是火花四溅，我决定先打个国际长途电话回去，找六哥和唐总，分别咨询一下他们的意见，看看可不可行。
我们初步的想法是，我从国内北方城市宣传招揽学生赴新加坡留学，陈讲师在新加坡负责申请办理学生签证，还有跟校方商谈合作事宜，促使校舍的适时启动，以利于接待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说干就干，我和陈讲师分头行动了。当晚回到租住的组屋，我就给六哥和唐总去了电话，取得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六哥是绝对支持我的想法，也愿意充分配合我，在烟海宣传赴新加坡留学的事宜，尤其他身边的朋友，他承诺要大力宣传。并且提醒我尽快算出来一个价格，他好跟朋友们说，唯一的要求是，只要是通过他报名的必须便宜一点，以显示出他的面子。
而唐总那边就有些麻烦，感觉唐总不如前几年有思想有闯劲了，也许感觉自己赚得够多了，也许是因为他的哥哥在政界风头正劲，还有很好的未来发展，所以感觉唐总低调了很多，说话也比以前斯文了很多。说起话来，咬文嚼字，瞻前顾后，怕这个怕那个，没了以前的气势。不像是我当年在飞机上认识的那个挺着大肚皮的唐总了。
我在六哥那里得到的信心，在唐总这里差点被打击没了。像一股刚刚燃起的火苗，还没有成熊熊之势，就泼上了几盆凉水。
陈讲师动作也很快，隔了没几天，上完课，就约我放学后去学校楼下的小贩中心一起喝咖啡，吃东西。
陈讲师告诉我他已经跟校方的校董联系好了，原来谈的是只要我们够十个人，学校就可以重新启动，但考虑到一次性集合十个以上学生可能有难度，大家的时间不会那么统一。
于是，商谈了如下有利条件，只要够六个学生，校方就启动一部分校舍，其中包括一间教室，两间宿舍，卫生间，还有快餐咖啡厅，食堂暂时不启动。老师由陈讲师自己先担任，暂时不聘请其他教师。也算好了每个学生需要交的具体费用。
这样一来，我就被动了，我这边八字还没一撇，只是六哥还令我很宽心，比较积极地支持我。
于是，我决定，回国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