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练的举办对于清廷而言其实是不得已的举措，基层社会组织借行团练高度军事化，就有脱离控制，实施违法行为的可能，这会动摇统治的根基。
清朝以办理团练最为有成就的曾国藩，对于办理团练有自己的看法：维护传统以上层政权为主导格局，对基层社会组织的团练武装，由官方加以严密控制、使之略有攻防能力的低度军事化的原则。
曾国藩办理团练的名言是：“重在团，不重在练”。他认为团练的“团”，实际就是保甲之法：“团练与保甲名虽不同，实则一事。近人强为区别，谓操练技艺、出队防剿者即名团练，不操技艺，专清内奸者即名保甲。不知王荆公初立保甲之时，本曰民兵本尚操练。” “团则齐心合力，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匪类去尽，则善良安生，乃所以为团也。”
而“练”，则是保甲军事功能的进一步发挥：必“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丁壮，或数日一会，或一月一会。又或厚筑碉堡，聚立山寨，皆大有兴举”。但如此，“非多敛钱文不可”，“方今百姓穷困，无生可谋”，所以，各乡只宜行保甲之法，团而不练。至多于城厢“操练一二百人，以资剿办土匪之用”。
从世人对“团练”普遍的认识出发，他指出：“团之一字，利病各半，恐利少而病多，起团必设局，立局则必敛费，或择户劝捐，或按亩摊派，年年索钱，夜夜巡警，贫家既不胜其扰，而坐局收费之人又未必果纯乎公廉。”“闻有团局擅自专杀者，众情为之不服。”然面对战乱的形势，若一定要办团练的话，他强调只应“
略”行“乡团族团”，“就近访查头目，呈送县官”。
曾国藩力禁可能导致团练势力膨胀、尾大不掉的“三端”：一禁团局不许擅杀，并不许用刑；二禁团局不许轻听诬告诬反之辞；三禁不许团局罚钱及多敛局费等。
当然最基本的，团练还是要出自保甲。“访查头目，呈送县官”、仅应“略”行的“乡团族团”，正是应在地方官控制下“低度军事化”的保甲。团练，不能破坏或超越传统的双重统治的格局。
这不仅是曾国藩的观点，也是当时统治阶级中不少人的共识。
孙鼎臣认为：无族党，则卒伍为乌合之兵；无保甲，则兵为乌合之民。“人民罹锋镝之惨，不得已合谋御贼”，雄武豪猾出为之首，往往“偃蹇恣肆，不循法度”，“小之狱讼赋税，官不得问；大之戕虐吏民，法不得加”。“小民不知礼义，日习战斗，人人有飞扬跋扈之心，喜乱乐祸，若是，天下岂有宁日哉？”所以他也认为“团练必自保甲”，始于保甲，才能“辑和其人心，整齐其风俗”。孙鼎臣要求用宗族关系、保甲制度来约束团练，使之循规蹈矩。
洪杨军过湖南，湘乡乡下已经组建了乡勇和团勇。团勇是各乡团家出壮丁组成，守望相助、有警则守卡打仗助阵的非常设民众武装；练勇，是招募四方精锐而成，日事训练、有警则调发守卡打仗的常设专业武装。前者类似保甲，但怎样看，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低度军事化”的保甲，而是保甲军事功能扩大化、基层社会“高度军事化”的反映。
各地办理团练、乡勇的规矩不同，名称也不同，并没有一定
之规。就硖石而言，由于汛兵严重不敷使用，团练作为补充是不可避免的。
硖石将境内分成四乡，每乡各有一支乡勇，这是常设专业武装，人数在200人以上。东乡因为十多年前与土匪交锋，受损严重，乡勇队伍整齐些，有300人左右。从名义上这都是官勇，官府象征性给点费用，战时要听从官府的调遣，可以异地作战。每个保还有一支团练，这是民间组织，以宗族关系、保甲制度来维系。
东乡乡勇就是官勇，其练总石方青就是知县任命的。东乡乡勇以原来的石马店团练为基础，是以石马店石家、方家、柏家等区内大姓为骨干，费用除了县里拨付之外，主要也靠这些大家族筹组。
烟墩团练由身为保正的老三石方宏牵头组织，以石家子弟为骨干，梁家、龙家、张家、牛家等大姓也都参与了。不过练团不缺乏人手，但是缺乏钱财、武器。石方宏自青年时代一个人在烟墩打拼，有些胸怀，做人大气，自己出了一半的经费，其他各家纷纷跟上，这支团练才有些模样。烟墩的魏家这两甲单独成立了民团，有百十人，与方宏主导的烟墩团练若即若离。
其他五保，除了石马店保因为有东乡乡勇驻扎，没有单独组团外，公山保、平山保、望峰保、望淮保都有团练，但是柔弱不堪，没有什么战斗力。
东乡的公山保、平山保、望峰保、望龙保的民团，是非常设民众武装，由各家各户抽调壮丁组成，平时训练少，武器装备简陋。其作用是：守卫乡里，守望相助，防范盗贼，有战事则守卡打仗助阵的。这个团练也就相当于湘乡的团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