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松锦大战顾名思义，双方发生战争的主战场就是锦州和松山两地，这场战役发生在明崇祯十三年至十五年（即公元一六四零年至一六四二年），清崇德五年至崇德七年。双方各投入十万多万兵马，这场战役也决定了双方各自的命运。松锦大战距离宁远大捷已过去十年，那么这期间双方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宁远一战后金失败，努尔哈赤在当年的八月就不幸身亡，大汗一死后金不能没有领导，岂不是群龙无首。于是在众人的拥护下四大贝勒组成的联合执政府，被称为‘四尊佛’。那么在四大贝勒当中，地位、威望、人品最高的莫属皇太极。于天启七年又一次发动了对明朝宁远的进攻，第一；皇太极恨死了袁崇焕，恨不得吃尔之肉，喝尔之血。第二就是确立在后金八旗当中的领导地位。
皇太极也行可谓不小，自打努尔哈赤死后，这几位贝勒明争暗斗，谁也不服谁，都不想寄人篱下。皇太极更是对这把皇位窥视许久，每常暗想：“皇阿玛已离世，要是按照排位接班的话，轮也轮不到我的头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五毒不狠非丈夫，我不动手反被他害。”
那么必须确立自己的地位，只好发动了宁远二次大战，结果呢？久攻不下，在锦州与宁远两处皆失利，史称‘宁锦大捷’，这里不做重点介绍。
皇太极掌握大权之后，现在整个八旗当中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这皇位必须得坐稳坐牢，有不服自己的政敌必须干死，若有搞颜色革命的必须扼杀在摇篮里。
皇太极审时度势，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极为不利，四面受敌，于是选择用武力解决这一切。
皇太极继位之初，后金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多次对外掠夺，处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鲜的包围。内部由于贵族分权势力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他虽继承了汗位，但实际上是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按月分值”政务。权力分散，事事掣肘，徒有“一汗虚名”。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推进封建化的改革，皇太极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打击、削弱分权势力，提高汉权。
先后对朝鲜、蒙古多次用兵，不服就收拾你们，蒙古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而朝鲜更是窝囊废一个，这两家根部就打过后金，不得已拱手称臣。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皇太极具有他父亲那种野心。
皇太极在国内大力实行改革时，并没有放弃努尔哈赤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政策。他认为要战胜明朝，首先要征服蒙古和朝鲜，这既可以解除后顾之懮，又可以利用他们的力量，共同对付明朝。天聪元年一月，皇太极不宣而战，命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等人，率三万大军入侵朝鲜，迫使朝鲜签订《江都和约》。166年，皇太极又以朝鲜“屡败盟誓”，“助明害我”为由，亲率十万大军入侵朝鲜，包围南汉山城。国王李被迫投降，称臣纳贡，允诺与明朝断绝往来，并将王子送沈阳为人质。对蒙古，皇太极采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政策。首先争取与察哈尔林丹汗不和的科尔沁、喀喇沁等部的归附。天聪二年，达成共同征讨林丹汗的协议。经过几次征战，林丹汗势力大衰。八年，林丹汗在青海大草滩出痘病死。九年初，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率一万人渡黄河西进，至托里图，俘获了林丹汗子额哲及其部众一千余户，统一了漠南蒙古。为了笼络蒙古封建上层分子，皇太极用联姻、赏赐、封王封爵、定外藩功臣袭职例、崇奉喇嘛教、与西藏僧俗头领建立联系等手段，取得了蒙古诸部的支持和效忠。
统一漠南；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四月初一，皇太极率军离沈阳，西征林丹汗，适值辽河水涨，人马浮水而过，两昼夜始渡完。沿途蒙古各部贝勒纷纷遵奉率兵从征谕旨前来相会，到十二比来会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车里克、伊苏忒、扎鲁特、敖汉、奈曼、阿禄、巴林、科尔沁等部及北边蒙古诸部奥巴等数十位贝勒，均献酒献马，汗设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贝勒，嘉奖踊跃遵命之贝勒，训斥怠缓之人。皇太极谕：“朕以察哈尔不道，整旅往征，先期谕令尔等率本部兵来会。今尔等所领之兵，多寡不齐，迟速亦异，惟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奥巴率来军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马匹，散给部众，疾驰来会”，“足见立心诚意，忧乐相同，朕甚嘉之”。至于舅舅吴克善的行动，则使“朕心不甚欢乐”。扎鲁特部诸贝勒，“尚属实心效力”，敖汉、奈曼诸贝勒，亦“较优，然也未为尽善”。巴林诸贝勒似尚畏惧察哈尔，且“吝惜马匹，怠缓不前”，阿禄诸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凌，乃此次并不思仗朕之力以复仇，而不多发兵马”，“仅以一旅之师勉强应命”，“应俟班师日议罪”。各贝勒皆叩首受命。这次训谕，对激励和鞭策蒙古踊跃从征，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极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举荡平察哈尔。四月二十二日，大军过兴安岭，行军已达一千三百多里(从沈阳算起)。但是，连一个察哈尔人也未看到，原来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哈家的两名旧蒙古人，于十八日夜间潜盗良马六匹，飞奔察哈尔，通知金兵大举来攻。“林丹汗闻之大惧，遍谕部众，弃本土而奔，遣入赴归化城(今年蒙呼和浩特)，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皇太极知悉此情，谕领兵诸贝勒大臣：“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交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军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于是大军向归化城前进。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鲁哈喇克沁，分兵两翼，左翼以贝勒阿济格为帅，率科尔沁土谢图额驸奥巴及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等部兵一万，往掠大同、宣府边外一带察哈尔部民；右翼命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萨哈廉、多尔衮、多铎、豪格等贝勒领兵二万，往掠归化城黄河一带部民；汗与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统大军继进。二十七日获悉，林丹汗闻金兵入境，惊慌失措，“尽携部民、牲畜、财物，渡黄河以遁，所遗止穷民耳”。这一天，大军行驰七百里，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及明国边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归附者，编为户口”。
另外，皇太极早就下定决心，要在有生之年完成他父皇未完成的遗愿，那就是入主中原。
这得说明皇太极不仅在军事上颇有才能，在治国方面那也是天才，在这一点上要比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强上许多。
在治国方面皇太极具有与时俱进、超英赶美的思想理念，始终走在改革浪潮的前端和‘前列腺’上。他一系列别具一格的创举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子孙后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将国号由大金改为大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帝制王朝，改国号不是开玩笑的，你以为做买卖呢，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换个幌子就开张，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国号那可是决定将来整个王朝命运的大事，这足以证明皇太极对自己王朝将来的命运充满自信。
再有，组建内阁和督察院、六部等等，完全学习汉人的政治体系，不仅学习汉人的生活习惯，还不断提高自己地盘上汉人的地位，不在歧视和屠戮汉人，保持汉人的平等地位，使汉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有着安全保证和自信感。他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强调满洲、蒙古、汉人之间的关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决定：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人，放宽惩治——“民皆大悦，逃者皆止”。
不仅对汉人提高地位，对汉族官员也大大提高在朝的地位，汉官原从属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官员病故，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皇太极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皇太极重用汉官，范文程是一个例子。“太宗即位，召直左右”，参与军政大计。每逢议事，总问：“范章京知道吗？”遇有奏事不当之处，总是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量呢？”大家说：“范章京也这么说。”太宗就认可。有一次范文程在皇宫里进食，看着满桌佳肴美味，想起老父亲，停箸不食。太宗明白他的心思，立即派人把这桌酒席快马送到范文程家里。后来，范文程做到内秘院大学士，这是清朝汉人任相之始。
另外将自己的建州部改为满洲，去除女真民族这个名字，改为满族，成为中国大家庭里的新成员。
那么国家、民族、文字以及官僚体系都得以完善，最后一步就该发展生产了，搞封建社会的经济建设。
在经济上，由于努尔哈赤晚年在辽东实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的奴隶制政策，汉人纷纷逃亡和暴动，生产凋敝，后金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皇太极执政伊始，便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把原先努尔哈赤所推行的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的政策改为每备御止给壮丁八人、牛二头、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用汉官管理，使大量汉族奴隶取得了”“民户”地位，成为后金政权下的个体农民。
天聪五年，皇太极颁布《离主条例》，其中规定“凡奴隶主犯有私行拓猎、擅杀人命、隐匿战利品、奸污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制申诉等罪，许奴仆告发，准其离主”。这一条例，限制了满洲贵族的某些特权，有利于奴仆争取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皇太极注意体恤民力，凡有妨农务的工程，一律不复兴筑，使百姓能“专勤南亩，以重本务”。经过几年的努力，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粮食基本上能够自给，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看来皇太极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改革家，还是一位准经济学家和教育专家。在短短几年内国家GDP连续增长，粮食做到自给自足，与此同时还不断派军队越过长城，直抵大明中原内地去掠夺物资、人畜等，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需要，国家富裕，咱们老百姓腰包里也得是鼓的。
通过几年的对内发展和对外掠夺，清朝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那真是威震一方无不服气。（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