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166年)高迎祥在战斗中被俘牺牲，随着形势的急转直下，高迎祥残部绝大多数都成了无头苍蝇不知去向。后来发现李自成够个人物，不仅人品端正，还仗义果敢，所以义军们纷纷敢来投奔自成，认为着李自成能够给自己的前途铺上光明的地毯。
李自成一见这么多人来投奔自己，乐的北都找不着了。看来自己还是有点人脉的哈！
他利用对自己大大有利的形势之时，便自推为“闯王”。这个称号可不是谁都能随便起的，李自成继任闯王首先抓住了农民军的心里，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树大了还招风呢，何况人呼！
‘闯王’一号是继任高迎祥之后第二个有此称呼的人，而别人也有自称‘闯王’但都不被认可，之后李自成的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广大穷苦人们的大救星。
不过在这里还得要重点说明一下；高迎祥被杀，李自成与张献忠各奔一方。为啥他俩不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呢？还不是为了个权字吗！李自成也想说了算，张献忠更甭提总是想当老大，结果表面他们二人和和气气说是分兵进取北京城灭掉朱家天下，实则更有一山不容二虎之嫌。
李自成开始单打独斗，虽然几次获胜颇有斩获，可还是对付不了强大的明军。于是，崇祯八年公元165年一月，在李自成的威望感召下，起义军1家7营大会于荥阳，就事论事来讨论拒敌方针，这就是有名的荥阳大会。在达会上，李自成提出了“宜分兵定所向”的联合作战、分兵出击的战略方针，又提出战争中的战利品各军平均分配的建议，使起义军以后的战斗有军事目的，有计划，同时大大增进了农民起义军的内部团结，别各干各的，有福大家一起享，现在不是将就分享二字么。自从大会开完，各支起义军的作战目标明确，从而不断取胜，大大提高了作战受益和效率。
记得咱们抗战时期有句老话；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开会的重要性，所以读者们不管在那一行做事，领导经常开会还是大有益处的，不要不开心的抵制。
书归正文，当时明朝廷对付边事，财政赤字庞大，军事力量脆弱，因而当政者对义军采用剿抚并用的政策。
李自成等人可是不买账，你想诏安我，想吞并我们的胜利果实啊？门儿都没有。宋江如何，那么大的梁山、那么多的英雄好汉诏安之后怎么了，还不是挨个掉脑袋吗！少来这套，爷爷既然造反就有将牢底坐穿，不然还不跟你们玩呢！
李自成果断的粉碎了明朝政府的剿抚政策，率领义军先后占据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又攻陷风阳，崇祯末在西安称王。
李自成别出心裁，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发动全国农民跟着自己一同反对朝廷编了个口号。
口号在老百姓当中广为流传，口号说的是：“吃汝娘，着汝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
现在干点啥都必须有口号，也叫造舆论造声势，同时也为自己打个免费广告。更可见李自成得以建立大顺政权，是以广大群众的拥护为基础的，深得民心，想群众之所想，及民众之所及。
那么义军这么狂折腾朝廷不敢管吗？不是滴，义军也遇到了明朝政府的顽强清剿。崇祯帝还是不白给滴，先后派出多路人马大将平叛农民军，其中最为代表的是这么几个人物。
头一个就是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时，明王朝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泥潭中，清军多次入塞，威胁明朝京师安全；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几十万起义军在中原流动作战，更是明朝腹心之患。杨嗣昌莅任前的崇祯九年（166年）七月，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黑水峪大破起义军，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转。杨嗣昌在守制时关心时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书后就已对明朝的未来有了详细的规划，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每次皇帝召见时，都能思如泉涌，侃侃而谈，与前任兵部尚书的呆滞木讷之状迥然不同，因此崇祯帝每次召见他的时间都远远超过规定时间，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甚至惊叹：“用卿恨晚！”
杨嗣昌还是有些本事，脑子来的快，想的事多。他对明朝未来的规划可归纳为三点：一、攘外必先安内；
二，足食然后足兵；
三、保民方能荡寇。
其对策主要集中于前两点。对于第一点，他认为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图缓，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所以他主张先与清朝和谈，稳住京师附近的局势，专心致志、一鼓作气的剿灭农民军。
对于第二点，他建议增兵1万，其中步兵74000人，马兵6000人，并增加饷银80万两，采取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四个途径。于是崇祯帝在他的建议下先后向民众加派剿饷和练饷。
杨嗣昌所提的三点纲领，都是为了实现他“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来服务的。这一计划的执行依靠的是五省总督洪承畴和五省总理王家桢的配合，洪承畴已在围剿农民军的过程中颇建功勋，但王家桢被杨嗣昌认为是个庸才，不堪此任，于是杨嗣昌经密友礼部侍郎姚明恭的介绍，向崇祯帝推荐了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五省总理。
各省督抚在杨嗣昌的指挥下，围剿农民军有了很大进展，到崇祯十一年（168年）二月，湖广农民起义军领袖刘国能、张献忠先后受熊文灿招抚，杨嗣昌鉴于其父招抚失败的教训，提出反对意见，并主张刘、张等杀贼自效才可信任，崇祯帝和熊文灿急于招安，杨嗣昌只好顺从皇帝意见，相信了农民军的投降。[8]结果刘国能确实效忠明朝，但张献忠却是假招安，最终和李自成一起埋葬了大明江山。而此时的闯将李自成正在洪承畴、孙传庭等的穷追不舍下势力锐减，到崇祯十一年（168年）十一月率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逃亡商洛山中。杨嗣昌所说的“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就要走到尽头，最后老先生累的一病不起送了性命。
第二个人物就是那孙传庭，字伯雅，又字百谷，一字白谷，中国明朝代州振武卫（今属山西）人。生于明神宗万历1年，卒于明思宗崇祯16年，年约51岁。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明崇祯十五年(164)任兵部侍郎，总督陕西。次年升为兵部尚书。带兵镇压李自成[
崇祯十年（167年）初，马进忠等部再渡西折入陕，进袭商州、洛南、蓝田等地。孙传庭率部与各路明军以优势兵力接连打击了起义军圣世王、瓜背王、一翅飞、镇天王等部，才使关中以南地区趋于平定。
崇祯十一年（168年）八月，多尔衮、岳托率清兵分路从墙子岭（今密云东北）、青山口（今迁西东北）入长城，明京师戒严；督各路入京勤王之兵的总督卢象升在巨鹿阵亡。
明廷遂召孙传庭、洪承畴主持京师防守，升孙传庭为兵部右待郎兼右佥都御史，指挥各路援军。孙传庭抵达京郊后，由于他和主和派的杨嗣昌及中官高起潜矛盾颇深，崇祯帝降旨不准他入京朝见，而洪承畴则在京郊受到慰劳，并奉旨进殿拜见崇祯帝。孙传庭对此不平待遇自然大为不满。杨嗣昌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并主张将陕西军全部留下，用于守卫蓟辽。孙传庭对此极力反对，认为“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
杨嗣昌对孙传庭的意见置之不理，孙传庭对此不胜忧郁重重，以致耳聋。第二年，明廷调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立即上疏请见皇帝，但因杨嗣昌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孙传庭心中愠怒，引病告休。但杨嗣昌仍不放过，言孙传庭称病乃推托之举。崇祯帝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又将其禁囚，以待判决。
崇祯十五年（164年）二月，李自成二围开封之时，崇祯帝从监狱中提取孙传庭，令他率劲旅往援开封。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李自成解围开封，擒杀汪乔年，于是孙传庭改赴陕西，接替汪乔年出任三边总督，回到了他阔别三年的岗位上。
孙传庭刚刚出来表示好激动啊，心里暗自庆幸，怎么样，朝廷没人了吧，还得找俺老孙，我又可以狂虐李自成与张献忠这两位小同学了。
于是得瑟的跟崇祯说，看我给你展示风骚的连招操作！然后孙大将军发现怎么一没军饷二没粮食啊？怎么啥也没有啊！这叫俺老孙打个666啊……孙大将军傻了。
孙传庭发现，更可怕的是，不但双方实力不对等，还发生了瘟疫，孙大将军手下士兵中了某种瘟疫，可能是鼠疫之类的，打打影响士兵的战斗力。
最后的结局就是；孙传庭带兵镇压李自成、张献忠。因瘟疫流行，粮草不足，兵员弹药缺少，朝廷催战，无奈草率出战，后兵败，于陕西潼关战死。马革裹尸，年约51岁。《明史》称“传庭死，而明亡矣”。
第三个就是熊文灿，四川省泸州市泸县云锦镇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黄州推官，历礼部主事、郎中，山东左参政、山西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兵部侍郎、尚书等职。崇祯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崇祯十年四月，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崇祯十一年五月，文灿仍行前策招抚张献忠、刘国能投降，而张献忠名义上是归顺明朝，实际是向熊文灿催索饷银，屯兵数万于谷城，伺机而动。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再起，势如破竹，熊文灿因此次抚局失败而被捕入狱，次年被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