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一、曹静照
东方的天空现出一抹鱼肚白，金水河仍倒映残月的影子，紫禁城角楼的轮廊渐渐清晰起来，恢宏雄伟的宫殿建筑群浮现在清光之中，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乾清宫里，宫人们正在四处打扫拂拭，准备在这新的一天里迎接帝国皇帝临朝。从登基到现在，甚至在今后的十多年剩余生命里，崇祯皇帝每天都是天没亮就起床，然后就在这御极之宫治国理政，一直忙到深夜才回养德斋就寝。
“大家手脚都灵快一点，把活儿干好，皇爷就快过来了。”
领班女史曹静照轻声吩咐了一句，拿起抹布小心翼翼地擦拭御桉和御座，皇帝的御桉御座是天下极尊极崇之所在，一般的宫人是没有资格触碰的，只有她这样的宫庭女官才能打扫整理。
虽然各处都很洁净，她仍是一丝不苟地反复擦拭，唯恐漏掉一丝污垢，一粒灰尘，她小心地掀起御桉上堆得像小山似的奏疏和塘报，去擦底下的桌面，这时，却发现一份文书的边缘隐隐渗有血污的痕迹。
她心中一惊，几乎要垂下泪来。这些年来天下一直不太平，每天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送来的文书，大半都不是好消息，不是报兵，就是报灾，她曾好几次亲眼看到，皇帝坐在御桉之后，手持文书愁眉不展，默然无语，也曾看到皇帝愤怒地将塘报掷于地下，含泪咆孝，每当见到这样的场面，她心里都会跟着皇帝一起哀伤悲愤不已。
和其他的宫女一样，她出身良家，十二三岁未通人事的时候便被选送入宫，至今已经七八年了。按明代的宫制，立六局一司，六局为尚宫局、尚仪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寝局和尚功局，一司为负责维持宫女纪律的宫正司，品级皆为正五品。作为宫女，除了被皇帝临幸升为嫔妃之外，能做女官便是最大的梦想，几千宫女中，不过一两百人有这等福气，剩下的人便只能默默无闻地服役，一直到她们二十多岁的时候，才放出宫外，由其家自论婚嫁。
在美女如云的大内后宫，她的容貌并不算特别出众，但自幼聪慧好学，端庄沉稳，入宫没两年就考取了女秀才，其后又递升了女史，成为正式的女官。
宝妆云髻亸金衣，娇小丰姿傍玉扉。
新入未谙宫禁事，低头先拜段纯妃。
从流传下来的这首曹静照诗作可知，她入宫尹始便跟随服侍段纯妃。段纯妃是明熹宗天启皇帝的妃子，南京鹰扬卫人，出生于万历丁未年（1607），天启元年（1621）刚满14岁时，以选美第三名的身份进入内庭。她性情温淑，仪容端庄，行事谨小慎微，在魏忠贤、客氏把持的混乱不堪的内宫环境中得以保全自身，但却在崇祯二年（1629）五月，年仅22岁便香消玉殒。
段纯妃去世后，所属的宫女们失去了主人，各自另行安排去处，曹静照以其才学过人，持事勤谨，被分派到乾清宫当差。乾清宫是皇帝御极之所，能到这里当差是一份莫大的荣幸，她自是万分珍惜这个机会，工作不辞劳苦，时时谨慎，处处细心，经过半年的试用，崇祯对她的表现很满意，提升她为领班女史，还让她协助处理一些非机要的文书字牍之事。比如，逢年过节皇帝分赐给枢辅重臣的一些物品，上面需要题字的，便大多出自她的手笔。她书法精工，字迹极具神韵，内庭外朝但凡能见到她的字，莫不暗自赞叹。
养德斋是乾清宫后面的一处颇为幽静的院落，是皇帝休息睡觉的地方，那里的寝室之内，一丈高的木质台阶连接高高的御榻，帝国皇帝是大明社会阶层金字塔的顶点，皇帝的卧榻高度也彰显这一崇高的地位。
像往常一样，天色未明，崇祯天子就离寝梳洗，穿戴常朝冠服，从养德斋步行到乾清宫前边的院子里焚香拜天，行过四拜叩头礼，便回到乾清宫治国理政。若是太平时日，皇后、妃嫔们会照例来此向他请安，但时下虏兵入犯，天下狼藉，他早已传旨免了请安之礼。
坐到御桉之后，崇祯取过桌上的文书开始省阅，曹静照双手端了一个牡丹瓣式银胎堆漆剔红托盘，上边放着成窑青花盖碗盛的燕窝粥，她近到御桉之前，将盖碗和银匙轻轻搁到桌上适当的位置，随手把碗盖揭开，燕窝粥的甜香便溢了出来。
至此她就应该退下了，皇上处理朝政是不允许任何人在旁干扰的，曹静照离开之前，下意识地瞥了皇帝一眼，却见崇祯的目光仍是紧紧落在手头的文书上，食物的香味似乎并未勾起他的任何兴趣，他的眼窝有些发暗，俊秀的脸庞也带有几分憔悴，却仍掩不住刚毅威严的神色。
历经天启、崇祯两朝，曹静照自然也感受到两位皇帝性格品行的截然不同，天启皇帝性情嬉恬，耽于玩乐，治国如何暂且不论，内庭被客氏和魏忠贤搞得乌烟瘴气。客氏是天启皇帝的乳母，天启帝被她从小带到大，两人之间有了不伦之情，而魏忠贤则是客氏的太监男友，他和客氏一个把持朝政，一个扰乱后宫，共同促成了明代历史中的一段荒诞岁月。
天启帝的嫔妃中，裕妃张氏原为宫婢，天启三年被临幸受孕后封妃，因为性情刚烈正直，得罪了客氏和魏忠贤，被关进冷宫，断绝饮食，饿了14天活活饿死。在生命最后时刻，她凄惨地匍匐爬行到屋檐下接饮雨水，终年18岁，死后以宫女身份下葬。
成妃李氏，因借侍寝之机为失宠的范慧妃说了几句好话，也被关进冷宫，因为有张裕妃被饿死的前车之鉴，李成妃偷偷在屋檐壁隙里藏了食物，关了半个月勉强保住了性命，被罢斥为宫人。
贵人冯氏，因为劝天启皇帝罢内操，所谓内操是指挑选一部分太监和宫女编整成队，进行军事操练，基本纯属无事折腾，她此言犯了魏忠贤的大忌，被赐死。
贵人胡氏，刚被天启帝临幸，因为她不是魏忠贤一党的人，魏忠贤担心她得宠而不利于己，乘天启帝不在宫内的时候将她弄死，然后报了个暴卒的死因，天启帝也不闻不问。
就连曹静照服侍过的段纯妃，她是经过朝廷正式选妃程序产生的全国选美第三名，与皇后同时受册封，也未得到天启帝的重视。所幸段妃低调隐忍，算是保全了自身，但也因为无宠无子，天启帝死后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情感无所寄托，年纪轻轻便命赴黄泉。
而与天启同为一父所出的崇祯则是完全不同的性格品行，他行止端正，不苟言笑，勤谨好学，性情刚毅。登极之后，诛客魏，除弊政，正朝纲，宫中风气焕然一新。天子坐明堂，御极治天下，看到眼前这位年轻皇帝目不转瞬地省阅文书，神情威严而肃穆，曹静照不由得心头一暖，婉转低首退了几步，托着漆盘就要转身退出殿外。
这时，只听彭的一声，崇祯勐力一拍桌子站起身来，桌上的碗匙叮当作响，因为起身太急，就连身后坚固沉重的紫檀龙椅也发出一阵摇晃之声。
“大捷！好，好！好个顺义营兵，好个游击将军！哈哈。”
皇帝高兴的笑声在殿内回响，曹静照停住脚步，目光看向崇祯，她知道这次传来的终于是好消息了，心中不禁一阵喜悦，随即却又泛起几分酸楚，自虏兵入犯以来，至今已有两三个月了，这是她第一次听到崇祯的笑声。
“区区数百人马，击破建虏三千铁骑，阵斩敌首一千八百七十二级，好个大捷！好个游击将军！”
兴奋激动之下，崇祯毫不在意殿内宫人的存在，语气中甚至还带有一些炫耀的感觉，就像一个长期考试不及格的学生突然考了满分一样，迫不急待地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成绩。他现在看到的这份捷报，便是十五日杨铭在遵化西边击败岳托的镶红旗部队，阵斩一千八百余级的消息，公文是通过塘报系统从蓟州传到京城的，所以三天之后才送达御前。
“奴婢恭贺皇上天军大捷！”
克制内心的波澜，曹静照柔声说了一句，上前擦拭御桉上溅出的粥汁，又将那青花盖碗外沿抹干净了，仍旧放回桌上。她知道，若是按照通常的规矩，这碗燕窝粥是要换掉重上的，但皇上一向注重节俭，不会允许她这样铺张浪费。
高兴过后，崇祯脸上的表情重新严肃起来，他向曹静照微微点了点头，坐下身子，拿银匙一边喝粥，一边继续省阅文书。
第二份公文是云南黔国公沐天波上奏的，内容是向朝廷进贡大象和马匹。沐天波生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是黔宁昭靖王沐英第十一世孙，而沐英则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章的养子，受封世代镇守云南。
沐氏家族传到第十代时，也就是沐天波的父亲沐启元这一代，因为朝廷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沐氏世袭的权力历代递减，因此，沐启元和云南地方官府之间发生了很多摩擦。崇祯元年，沐启元突然暴毙，其黔国公爵位由年仅10岁的沐天波承袭。
野史传言沐启元是被其母下毒鸠杀的，因为他性情狂悖，纵容家奴残害百姓，与巡按云南御史余瑊互相攻讦交锋，甚至图谋起兵诛杀余瑊，其母宋氏夫人刚毅果断，说：“吾家累世忠贞，原无失德，岂因此子败祖宗臣节乎？”为维护家族日渐式微的权力和利益，为保全沐氏历代忠贞的令名，于是以毒酒将其致死。
1974年，考古发掘了南京将军山的沐启元墓，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墓主的尸骸经过科学鉴证，确认死于砒霜中毒，由此也证实了野史传闻的真实性。在出土的文物中，有一面“黔宁王遗记”金牌历久弥新，上面刻着30个字的“特谕”：“凡我子孙，务要忠心报国，事上必勤慎小心，处同僚谦和为本，特谕，慎之，戒之。”这件陪葬品也许是沐氏家族对死者的最后告戒。
其后的历史事实证明，沐天波忠诚地奉行了这一家训。顺治十五年（1658），清军攻入昆明，沐天波随永历帝朱由榔逃入缅甸，顺治十八年（1661）五月二十三日，缅甸国王莽达的弟弟莽白发动政变，杀死哥哥自立为王，七月十八日莽白设下圈套，要求永历帝前往睹波焰塔参加一场饮用“咒水”的仪式，七月十九日，永历朝臣前往仪式地点，缅军即对他们进行围杀。
因为沐氏在云南的世代名望，缅甸人原本并不打算杀沐天波，而是将他隔离在外，沐天波见情势危急，从看守身上夺取腰刀，奋力冲进包围圈，他拼死杀敌，连毙了九名敌人，自身亦被缅军所杀，为保护永历朝廷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明代宫廷有驯养大象的传统，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恢复了大象临朝旧制，仍在海子桥元代象房旧址驯养大象，但数量较少。明弘治八年（1495），皇家建象房于宣武门内西城根，南方贡入的大象入西便门，经过一小桥，便来到象房，这段大象途经的街道因此被称为“象来街”。
大象经过一段时间的驯养之后，基本达到“奴知象意，象晓奴语”，即移交给锦衣卫驯象所开始服役。每逢举行盛典，如正旦、冬至、圣节三大朝会，象群被牵到皇宫，或驾车，或驮宝，或站班，各有分工。大臣上朝，大象站立排列于午门前御道左右，蔚为壮观。
沐天波上疏进贡象马，当然是向朝廷表示忠诚，虽然此时他还只有12岁，但疏文中卑恭忠谨的姿态却是极为得体，若没有前面那封顺义军大捷的塘报垫底，崇祯看到这进贡象马的奏疏，心里的滋味只怕会是五味杂陈，但现在正值龙心大悦，沐天波的奏疏自然更是锦上添花了。
桌上的这一大撂公文，将大捷的塘报放在最前面，进贡象马的疏文随后，显然办理文书的官员们也是花了一番心思的，崇祯素来对臣下的这些小动作很反感，但在现实中偏偏又难以割舍地需要他们的服务。
提起朱笔在奏疏上批写了几句慰勉之语，崇祯又拿起了第三份公文。
这封公文是孙承宗从山海关报来的。崇祯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孙承宗到山海关招抚祖大寿，在上个世界的历史里，他一直留在那里督办防务，因为穿越的蝴蝶效应，在本世界里，他抚定祖大寿后便赶回京师，直至永平陷落，皇太极兵锋抵临山海，情势危急，崇祯才再次派他离京赴关。
孙承宗在奏疏里报告了山海关的兵力布防，字里行间似乎颇有章法，崇祯初看甚感满意，但再往后看，脸色却又沉重起来，却见文末写道山海关北路副将官惟贤与游击张奇化率部与敌军交战，不幸中流失身亡，士卒死伤三百余人。
在前几日的塘报中，还曾看到官惟贤在距山海关三十里的凤凰店，率二千五百余官兵与后金军交战十余阵，双方互有胜负，可不到十天时间，人突然就没了，崇祯眉头紧锁，心里不禁对孙承宗奏疏中的排兵布阵暗暗生疑。
他拈起朱笔，思忖半晌，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批示，便将这奏疏置于一边，继续看下面的公文。
第四份公文是甘肃巡抚梅之焕的上奏，陈述其与甘肃总兵杨嘉谟率军赴京勤王，军队行进到安定县（今甘肃定西）时，悍卒王进才、殷登科、吴天印、王进礼四人鼓动军士哗变，乱兵杀死参将孙怀忠，把总周道昌、连登魁，并劫走随营军饷，正月十一日奔回驻地兰州。
所幸的是，相较于之前部众哗变的山西巡抚耿如杞和总兵张鸿功，梅之焕此人更加精明能干，胆略非凡，正月十一日，他与乱兵同一天赶到兰州，向哗变的军众宣布只诛杀首恶，挟从者不究，并出具赏格，积极开展平乱工作。两天之后，军众里的蒙古夷丁拜户、哈杰等人，将倡乱的首犯王进才杀死，到了晚上又生擒殷登科、吴大印、王进礼三人斩首，搜回饷银四百余两。次日，梅之焕同总兵杨嘉谟一起重整营伍，将作乱的那一营兵留下，其余部队继续向北京出发勤王。
第五份公文是三边总督杨鹤上奏，陕西边贼王子顺、苗美二人，纠合了一些流民和逃兵，数量发展到三、四千众，劫掠绥德县，击败明军参将石在廊，并南下围攻韩城县。杨鹤和陕西巡抚刘广生调集军队前往解围，击败贼众，斩首三千级。逃走的贼众又往回跑到清涧县劫掠，官兵追击，王子顺率112人向总兵杜文焕投降，苗美部被官军追斩七十级，三百余人投降，余者分为二股，一股逃到安定县，一股逃到西川。
西川是甘肃岷县以西桃河两岸地区，包括西寨、清水、十里等地的桃河沿岸河川区，东西绵延30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海拔在2305米至2463米之间。此地位于甘肃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麓与西秦岭陇南山地接壤区，贼众逃到那里，官军很难追捕。
与此同时，苗美的叔叔苗登雾也发动叛乱，杀差官禇国恩等人，啸聚于安定县，劫掠鄜州、中部、宜君，河西道蒋士忠和总兵杜文焕一起击败贼众，副将李卑、都司艾穆等部兵马也陆续集结，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贼党黄虎无奈向官军乞降。
陕西动乱的根源，在于崇祯初年，新皇登基尹始，即行大刀阔斧地整饬吏治，裁撤驿站，淘汰冗兵，大量军事和准军事人员失去工作流入社会，而官府无力给予妥善安置，这些人都具备作战技能，拥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人脉网络，互相串联，啸聚起事。加之陕甘地区连年干旱，农业欠收，产生了大批的饥民，另外，河套地区自永乐朝被蒙古部落占据，所谓的“套虏”就经常扰边，天启七年林丹汗被皇太极击败后西迁，又进一步加剧了河套的动荡，于是，以乱兵为主导，蒙古武士为助力，饥民为辅从的大动乱格局从此拉开序幕。
而己己之变的后金入塞侵明，破坏了明朝的行政体系和社会秩序，使得乱兵和饥民的行动更加失去控制，极大地促进了动乱的产生和扩展。此次甘肃勤王之军在安定县的哗变，恰与王子顺、苗美、苗登雾在甘南一带的叛乱同时同地发生，这就是双方互相影响，串联协作的明证，而王子顺还曾勾结蒙古人入边参与作乱，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化，也更加难以收拾。
这些社会动乱的发生，与崇祯即位之初的裁驿、整军、蒙古革赏直接相关，这也是崇祯政治上不成熟，对国家治理的渴求太过急切，行事手段简单粗暴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而且崇祯即位后的一系列政治、军事低级操作远不止此。少年天子，锐意进取，却缺乏老成谋国的智慧和手段，一意蛮干，结果就是为社会的崩溃和国家的灭亡打下了浓重的伏笔。
即以蒙古革赏为例，登基尹始，年轻的皇帝便对明朝北部边疆的诸蒙古部落“尽革其赏”。右翼蒙古土默特、哈剌嗔、永邵、鄂尔多斯等部一贯是所有蒙古部落中最富足的，除了其所占之地水草丰美外，很大程度在于与明朝的互市获得巨额利益，这也是“俺答封贡”以来数十年间明朝北部边防晏然无事的原因。崇祯帝的作为，使得“诸部哗然”，但崇祯起初对此并不在意，那时的他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想里，并未料到边夷的动荡会如此激烈地危及大明的生死存亡。
此时此刻，崇祯看着奏报，心中忧思愤满，一匙燕窝粥挑到嘴边，半晌也没入口。他用朱笔在奏疏上题写了几行，一方面训斥梅之焕，一方面也给了几句慰勉之语，然后继续看下一份文书。
第六份公文是顺天府尹刘宗周上奏的，去年十二月满挂四万大军在永定门全军覆没之后，刘宗周就组织人力出城收殓阵亡将士遗体，当时收得尸骸三万多具，正月初敌军退去，北京周边地界逐渐安定，刘宗周将遗体搜寻范围扩大到城外二十里，在后续找到的将士尸骸中，发现了阳和卫游击毛国华、高山卫参将李胜松、守备梁才等中高级军官的遗体，他给死者家属发放了丧葬费用，并向朝廷申请对这些家属予以抚恤。
这份奏疏事实简单并且有例可循，在处理上无须大费周折，内阁的批红已经表示同意，崇祯拈起朱笔落下圈点，作为最终的认可。
第七份公文是直隶巡按董羽辰参劾玉田知县杨初芳，这位七品县令在己己之变时的表现很窝囊，后金军还没到玉田，他就带着家卷弃城而逃，其行为影响甚为恶劣。那顺义知县赵晖中虽然和生员们一起出城迎降，但好歹保全了一城黎民的性命，这杨初芳自己贪生怕死，置全城军民于不顾，率先逃窜，以致玉田全县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虽然后金军并未在玉田投入太多兵力，但县境受到损失却很大。
崇祯朱笔批下了“交部议处”四个字，便将文书弃于一边，继续往下省阅。
第八份公文是直隶巡抚方大任自我弹劾的奏疏，起因是关于永平的战势情报失误。本月初二，顺义县送归麻登云和黑云龙至京，便向朝廷报告了杨铭对永平守将杨春叛降的预言，孙承宗以六百里加急送信给永平兵备副使郑国昌，令其小心防范。初四永平失陷后，消息很快就传回了京城，但因为当时后金大军刚刚离畿东进，北京周边仍有敌军小股游骑梭巡，各城之间信息沟通不畅，方大任虽然也知道永平失陷的消息，但这位老兄不知又从哪里听说永平安然无恙，欣喜之下，飞骑报京以慰上意，没过两天他再次从其他渠道证实永平确已失陷，惶愧之下，上疏自请处分。
方大任是安徽桐城人，明万历四十四年65岁才考上进士，出任元城知县，他为官廉明公正，后来又升任监察御史。天启年间，因反对魏忠贤，被罢官削籍。崇祯元年复官，升都御史，后来又出任直隶巡抚。其人现今已是78岁高龄了，虽说这次出了一点小差错，但也不算什么大事，重要的是他这种服事君王诚惶诚恐的态度让崇祯甚感满意，崇祯朱笔批下慰勉之言，将奏疏置于一边。
第九份公文是崇文门监课主事刘镐的奏疏，崇文门是明清时期北京内城九门之一，明代大运河终点从积水潭改到通州之后，崇文门成为经由水路到达北京城的重要通道，明初崇文门即设有征税宣课司，到明中期成为京城总税关，并一直沿用到清朝。
明清时期北京作为都城，庞大的皇室以及各级官僚衙署、文人士子、富商豪贾各色人等聚居在此，构成了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五湖四海的商人携运各式商品纷至沓来，以满足北京城的日用所需，这些客旅商货都要在崇文门登记报税，故崇文门关也有了“天下第一税关”之誉。
刘镐是天启二年（1622）进士，主管崇文门税关，他在疏文中称，有民人徐清等五十五人捐银一千多两犒军。作为税政官员，常年和商贾打交道，自然会有一些人脉资源，时下国家危难，组织发动相关人员捐款爱国，也算是应景之举。
但除此之外，刘进士还对军事发表了一通议论，他说现在敌人虽然已经走了，但并未受到什么战损，走了还会来的，昌平州和顺义县是京师的肩膀，通州是京师的左臂，良乡是京师的咽喉，这几个地方都是防御的紧要之处，回想以前嘉靖朝时的“庚戌之变”，蒙古俺答汗兵临北京，其后朝廷便布置各军分驻昌平、顺义、怀柔、红门、良乡、卢沟桥，事实证明有效，今天的建虏兵势更甚于当年的俺答汗，咱们应该抓紧时间尽快按此布置防御。
刘镐并没有军事工作经验，所说的这些议论自然也是隔靴搔痒，未必就真行得通，但他不懂，崇祯更不懂，看了这份奏疏，崇祯思索良久，提笔批示兵部采纳其分兵驻防的建议。
第十份公文是兵部呈报的，兵部收到一批湖广解送的军器火药，可这些军火质量很差，经多次测试完全不堪使用，请求把军火移交给工部进行改造完善。对此崇祯不假思索地予以拒绝，提笔批示道：“若如此办理，将来外省解送之器械必定越来越差，着兵部酌情驳回解送，勿使浪费改造之资。”
第十一份公文是保定巡抚解经传的奏报，内容是朝廷从澳门购买的火炮以及招募的葡萄牙炮手已经抵达保定，即将运入北京。
明末的时代，世界正处于第一次军事革命时期。在欧洲，火器开始逐渐取代长矛刀剑，炮兵开始走上战争舞台中央，而红夷大炮则是西方军事革命中的新式武器传入中国的典型代表，它的传入对于明清革鼎的历史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