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那这个罗林斯就当了总统了是吗？你说的那个酋长国王就从香港回到加纳了对吧？”我听完陈文启述说的历史说道。
“不完全对，罗林斯成功后没有选择做总统。”陈文启喝了一口茶缓缓说道。
政变成功后，成立了由11名军人组成的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岁的空军上尉罗林斯任最高领导，是加纳最年轻的国家元首。第二号人物是博阿基耶·贾恩上尉，其他成员有门萨·奥波库少校、门萨·贝德马少校、二级准尉奥本、二等兵奥武苏·阿拉、一等兵加齐科、下士奥武苏·博阿滕、上士亚历克斯·阿杰伊、一等兵彼得·塔西里·阿宗博、赫·西·阿帕洛中校。很明显，最高的国家权力掌握在尉官和士兵手里。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校级军官都是在政变和反政变较量时站在政变一边，对政变的最后胜利起了一定作用。革命委员会命令武装部队中的将领一律退役，任命丹·普拉上校为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鲁斯·奎努上校为陆军司令、贾巴阿空军上校任空军司令、达济海军中校任海军司令、赛义杜·阿约马中校为边防军司令。罗林斯是一位颇有卓见的政治家，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武装部队的高级指挥官的职务必须交给军事专业人员和在武装部队中有一定权威的高级军官担任。
以罗林斯为首的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为了稳定政局、复苏经济和建立一个廉洁的政权，采取了三项重要的措施：1.实现在短期内还政于民的承诺；.发动扫除贪污腐化的“大清扫”运动；.加强市场管理以复苏经济。加纳人民深受长期的动荡之苦，尤其痛恨军人统治，渴望恢复文官政府。因此，革命委员会和武装部队内部在是否“还政于民”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多数人主张军人应继续执政，但以罗林斯为首的少数派力排众议，坚持交权的主张，宣称“革命”的目的首先必须考虑到整个民族的利益，决不是为了做官而“革命”。由于罗林斯的威望及其影响，最后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尽早“还政于民”的决定。预定1979年6月18日，即政变半个月时举行大选，以希拉·利曼为领袖的人民民族党在大选中获胜，利曼当选为总统。9月4日，革命委员会将权力交给以利曼总统为首的文官政府。罗林斯要求利曼首先应在人民民族党内部进行纯洁的清洗，组建一个廉洁和有效率的政府。
革命委员会执政后，罗林斯强调为了加纳的健康发展，必须开展一场反对社会非正义的“战争”，扫除加纳政治中的恶瘤和扰乱经济的毒素，其弊端的主要根源来自将领们的贪赃枉法。于是，革命委员会作出“大清扫”运动的决定。这项运动的矛头是针对武装部队内部贪污腐化的将领和高级军官。人所周知，原边防司令乌图卡被赐誉为“走私司令”，他利用查私禁私之权大搞走私活动。加纳舆论称国家元首府已成为交易所，缅甸营（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变成了贸易公司，武装部队是商业部，警察部队为走私大队。政府财政收入相当一部分流入将军和校官们的腰包，他们中不少人在国外银行有私人存款。
罗林斯公开表示，“为了把这个国家清除干净，需要流血”。革命委员会命令历届军政府的要员必须如实申报财产；宣布冻结81名高级军官和11名与军界勾结的大商人的银行存款和其它财产；对破坏国家经济、贪污国家财产和勒索百姓钱财的官吏进行审讯。不久，前军政府三位首脑阿克瓦斯·阿曼卡瓦·阿弗里法中将（1969年4月日-1970年8月7日）、伊格内修斯·库图·阿昌庞上将（197年1月1日-1978年7月5日）、弗雷德里克·威廉·夸西·阿库福中将（1978年7月5日-1979年陆月4日）和前外交部的罗杰·费利上校、前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罗伯特·科泰少将、前海军司令乔伊·阿梅杜楠海军少将、前空军司令乔治·伊瓦·博阿基耶空军少将、前边防军司令爱德华·克瓦库·乌图卡少将等8名军界要人，被人民法庭以贪污腐化罪名判处死刑，并在加纳特谢军事靶场被立即枪决。
革命委员会的“流血治疗法”的做法，获得多数加纳人的支持。加纳工会、学生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组织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罗林斯军政府整肃军界的行动。但引起加纳上层社会、高中级官员和军官的恐慌，在武装部队内又出现了策动政变的秘密活动。同时，一些非洲国家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向加纳新领导人发出停止“枪决前政府首脑和高级官员”的呼吁。在国内外压力下，罗林斯在6月0日向全国的广播中宣布，他的政府今后不再处决前军政府罪犯，将把经过审判后的罪犯送农场服劳役或再教育中心。
为了整顿经济秩序、增加国库收入和抑制物价，罗林斯军政府对加纳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严厉的压制措施，如工商业必须立即缴付拖欠的税款，政府收缴囤积居奇的粮食和日用品，强制压低物价，超出限价出售商品的商人被当众鞭笞或游街示众，对与官员勾结营私的企业主给予重惩。但在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同时也伤害了本小利微的小商人。经过整顿，工商业企业纷纷去税务局缴纳欠税，市场的物价开始下降，居民的生活有所改善。
更为重要的是，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以身作则，一扫过去军政府领导层的腐败作风。委员会成员不住豪华舒适的官邸，他们不参加私人的经济活动，他们集中在国防部办公，并拒绝一切特殊待遇。显示了军政府的领导集团廉洁奉公的作风。
罗林斯和其他革命委员会成员以身作则的“革命作风”，为加纳建立廉洁政府的目标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有利于加纳政治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加纳经济的改善。
被历届军政府批判的恩克鲁玛，又重新获得了公正的评价，恩克鲁玛的非洲民族主义思想和“非洲社会主义”的实践又受到尊重，在某种形式上，作为革命委员会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但革命委员会并没有狂热的、无条件的照搬。
革命委员会坚持“还政于民”的保证，仅执政个月就将政权交给新当选的以希拉·利曼为领导人的人民民族党政府，建立了1966年军事政变之后第一个真正民选的文官政府。这使多数加纳人对少壮派军人控制的武装部队的形象有所改变，使武装部队与人民之间、特别是武装部队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组织之间有了沟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