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北战场虽然陷入了短暂的沉寂。但是这十几个小时的战斗，却如同大地震一样，震动了全世界。
就像日本九级大地震后，所有人都关注东京那样，这一刻面对日本侵略，所有人也都在关注着南京政府后续如何出牌。
而此时，南京中枢，蒋介石刚刚扮演完一出王者归来的好戏。
就在1月28日当天，身为一介平民的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长，罗文干继任外交部长。
有谁能想到，面对党内各派系的联合反对，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却在短短一个月后就重新掌握中枢，速度之快，令人目眩。而以平民身份任命国家政府首脑，在世界上也绝无先例。
这一天，在内争上，蒋介石游刃有余，可谓大获全胜。但也就在这一天，在外患上，蒋介石却结结实实的被日本人打了一闷棍。半夜时分，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蒋介石被紧急叫醒，林蔚告诉他，上海日军发起了进攻。
蒋介石万万料不到，自己已经接受了日本人的最后通牒，可日本人竟然还是苦苦相逼！
蒋介石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闻昨日对上海日领要求，我方已予承认，彼亦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军，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
既然对手完全不顾自己的示弱顺从，还要得寸进尺，蒋介石就必须进行选择了。
下午在中常委扩大会议上，对于是否对日进行抗战，众人争论不休，因为蒋介石没有表态，争论到最后，在战和问题上，自然毫无结果。不过，杨永泰提议迁都洛阳，却获得了蒋介石的首肯。
傍晚，传来了英美领事出面要求停火并调停以及十九路军大捷的消息，让南京上下一片哗然，主张抗战的声音再次高涨。
晚上9点，蒋介石不得不把新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军政部长何应钦、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杨永泰、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兼任教导第二师师长张治中、军委会参谋厅厅长林蔚，以及下午才赶到南京的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等人，召到他的官邸开会商议对日决策。
十九路军能在上海大败数千日军海军陆战队，还差点就把日军全部赶下海去，这样的战果让这些人都即感到吃惊诧异，又感到兴奋。只不过，这些人都在政坛混迹多年，城府都深得很，何况是在蒋介石的书房里，所以脸上都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有宋子文兴奋之色无以言表，毫不掩饰高兴的心情。
不过，众人都清楚，宋子文确实也有这个资本。他不仅是蒋介石的大舅哥，这次跟随蒋介石一同下野前，在财政部又狠狠摆了孙科一道，逼得孙科这位堂堂行政院长干了一个月就不得不黯然下台，使蒋介石重回权利巅峰，仅凭这样的这样的功绩，蒋介石就得给宋子文天大的面子。
侍卫给众人倒上茶后退出去，蒋介石这才面无表情地以他特有的语速，缓缓地道：“十九路军闸北大捷，几乎把日本人赶下海去，这个消息想必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吧。”
见众人都不做声，一副了然神色，蒋介石继续说道：“既然你们都知道了，这件事我就不细说了。不过，有一件事情你们还不知道，闸北大捷的消息，在六点以前，就被上海的报馆发给了各地。这个消息明天就会见报，全国民众都会知晓。动作最快的是太原，太原《北方晨报》不仅在七点前发了号外，还有数万学生民众上街游行庆贺胜利。”
蒋介石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大捷的消息不仅让民众振奋，各地将领也受到鼓舞，这几个小时内，我已经收到了军内外数十封请战和促战电。对日是战是和，现在必须要做出抉择了，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此目的。”
蒋介石停住话头，以目示意林蔚。
林蔚虽然是军委会二厅厅长，可自从中原大战他在河南收编西北军和其它杂牌部队后，因为处置得法，深得蒋介石器重，现在林蔚几乎就是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幕僚长。发给蒋介石的电报，除了极少数特殊的，一般都由他签收。
林蔚坐直身子，打开手中的文件夹，一一宣读各地发给蒋介石的电报。
冯玉祥电：“……自从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说，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谁要是阻碍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我想不仅委员长，大家也都听见过我说的这话，今天我再说，就是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锴等几位将军正在那里拼命杀敌，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为了救国、救人民。我们若不赶快决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就是害国殃民，那就是要把十九路军的官兵性命送掉，这种贪生怕死的办法是顶不对的……”
不在京的孙科、李宗仁、刘庐隐、程潜、张发奎、陈友仁等国民党中央执委电：“……政府此时应该下定抵抗之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速立决断，调集军队，增援上海。”
孙科、李宗仁等还提出抗战四项主张：“一、决定彻底抵抗政策，毋再游移，即宣示国人全力御侮；二、萃陆海空军力量固守上海，予十九路军以充分援助；三、即令北方各军乘机向敌反攻，收复失地；四、非日兵全部撤回，不即交涉，上海问题当与东三省问题同时解决。”
在香港的粤系领袖、中央常委胡汉民也提出和孙科、李宗仁等人相似的关于时局的四项主张：“一、对沪战为确实之应援，务将暴日逐出上海；二、撤销解散各地义勇军命令，切实组织民众成为抗日之中坚；三、迅速檄调以抗日为主义之劲旅，收复东北失地；四、严整沿海各省战守之备，真实谋长期抵抗。外交，至少限度，亦当确认东北与沪案为整个问题，务求整个解决，在日本未退出上海前，无交涉可言。”
北方边防总司令宋哲武、晋绥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山东省主席韩复渠、第四军团总指挥蒋鼎文、鄂豫陕边区清乡督办徐源泉、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第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第四路军总指挥何健、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二十路军总指挥张钫，还有中央执委唐绍仪、邓泽如、陈济棠、白崇禧等。甚至还有正在江西“剿共”的江西绥署主任朱绍良领衔在南昌的30多名中央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缨御侮。
此外，民间知名人士的促战电也不少，比如朱庆澜、杜月笙等人。
这个朱庆澜可不简单。朱庆澜字紫桥，绍兴人。
清宣统元年即1909年，赵尔巽调四川总督，朱庆澜随之入川，任四川巡警道，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旋升陆军第十七镇统制，特给陆军副都统衔与程潜等编练新军。武昌起义，响应革命，宣布**，被推为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
民国元年，任黑龙江督署参谋长，1912年，被袁世凯聘任为临时总统军事顾问。1913年10月后改任护军使兼署民政长、巡按使、黑龙江省将军。
民国5年，受段祺瑞任命出任广东省主席。7月，兼任广东新军司令。张勋复辟，朱庆澜首先通电声讨，响应孙中山“护法”主张，电请孙中山来粤主持大计，并从省主席警卫军中拨出二十营改编为孙中山护法军。
段祺瑞对此大为不满，调朱庆澜改任广西。
民国11年，应张作霖之邀，重返东北，任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任内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将铁路沿线俄国人所占100多万亩土地全部收回。
民国14年辞职回沪。此后长期从事慈善救济与抗日救亡事业，先后任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为赈灾奔走呼号，不辞劳瘁。
“九？一八”事变后，又积极联络各界人士，组织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自任会长，积极募款支持东北义勇军。此次日军进攻闸北，又向国内外募捐，为十九路军组织宣传、医疗、运输等工作。
在当内外资历极高、名气极大。
这次他与黄炎培等，致电蒋介石，为孤守上海的第19路军呼叫后援。
朱庆澜电文如下：
“沪战日军大败，万众欢腾，惟闻日本援军行将抵沪，我军亟待增援……”
杜月笙在积极支前的同时，对国民政府尚无援军驰援的状况非常不安。作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理事，与会长史量才、副会长王晓籁和理事虞洽卿、张啸林、刘鸿生等，以该会及个人的名义，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蒋介石、汪精卫发出一份措辞十分急迫的电文：
“……究竟政府通令各军抵抗以后，对于悬沪孤军有何援应方法？上海三百万市民现几濒于绝境。无上海即无全国，置十九路军而不顾，岂特弃我三百万市民？试问全国失此经济中心，今后将何以自立？”……
林蔚读完电报，蒋介石不易察觉地微微皱了皱眉头，端起桌上的玻璃杯，喝了一口白开水后，语气有些沉重地缓缓说道：“军心不可违、民心亦不可违，你们都说说，我们现在到底应该如何办理啊？”
以往在这种时候，总是何应钦先发言，然后众人再讲，可是今天有些不同，因为汪精卫在场。自二七年以来，他们还是头一次和汪精卫同坐一室议事，众人都很不习惯。所以，蒋介石话音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出声。
论职位汪精卫是仅在蒋介石一人之下，至少名义上是如此。论资历，他汪精卫在国内更是没有敌手，他不说话，别人的确不好先开口。
汪精卫也意识到这一点，沉默了一会首先开口道：“委员长说得好！军心民心可用，我支持在沪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