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亚，你也辛苦一趟，你带着许副官去东大营，就以荣臻的名义，把东北讲武堂和东北航空学校的教官和学员都带到这里来，我们带着他们一同撤退。”
韩光弟止住想要说什么的齐兴亚，不屑地接着说道：“等到了四平再向他们讲明情况，那些学员和教官愿意加入我们第四路军的，把他们送到太原继续学习，不愿意的送他们去北平找张学良。”
韩光弟又对李济川说：“济川，你暂时先委屈一下，我委任你为东北抗日总队参谋处长。”
李济川对于任什么职务倒并不是很在乎，不过，在东北军中多年养成的习惯让他还是挺胸立正回答：“谢司令栽培，济川一定不负司令厚望。”
韩光弟接着说道：“我们第四路军的空军参谋长高志航，现在正在东塔机场，那里有我们一个中队的飞机，这些飞机都是安装有最新式的夜间导航设备的，可以夜间起飞而不会迷失方向。”
“可以夜间起飞？”李济川和齐兴亚两人都惊讶的合不拢嘴。
虽然两人都不是空军人员，也不像张学良那样自己会开飞机，可是他们毕竟身处高位中枢，这点常识还是知道的。现在飞机白天飞行之所以不迷航，完全是飞行员要借助地面的参照物，比如河流、山脉、城市等地标来控制航向，夜间失去这些参照物，飞行员是绝对不敢仅凭指北针来飞行的。搞不好，不仅找不到机场，甚至还会因为油料耗尽而坠毁。
而能在夜间进行导航这样先进的设备，第四路军竟然自己研制出来，这不由让齐兴亚和李济川两人对宋哲武的敬佩之意又增添了许多。
韩光弟看着惊讶的两人，自豪地笑着说：“对，就是能夜间起飞，而且飞行上千公里都不会迷失方向。这是我们第四路军科学研究院电子研究所研制的新式设备。”
“据高参谋长说，到现在为止，全世界也仅仅我们第四路军的飞机有这个设备，不要说日本人，就是欧美列强也没有。”
韩光弟又转回话题说：“济川，东塔机场那里，还有我们第四路军在东北航空学校和东塔机场培训的二百多飞行员，你到东塔机场后，就以荣臻的名义，命令东塔机场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全部听从高参谋长的指挥，连夜把飞机飞往我们设在南蒙的野战机场。东塔机场的飞机都是宝贝，这些飞机一架也不能留给关东军。张学良不要，我们第四路军要。”
齐兴亚对于韩光弟的安排很赞同：“仅这些飞机，就值2000多万，这都是东北父老的血汗钱换来的，一架也不能白白便宜了日本人。”
想了想，齐兴亚又补充说：“济川，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你再带上祝大队长的宪兵大队，就说是荣参谋长为阻止有人不执行少帅的不抵抗命令，防止东塔机场的飞机天明后升空轰炸关东军，特意命令你来机场坐阵的。”
“还有……”
齐兴亚有些不放心地叮嘱道：“陈海华现在应该在机场，到了那里，你先让陈海华把机场警卫部队带走。记住，能不杀人，最好不要这么做，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是在服从命令。”
这个任务的确很重要，能把东塔机场的飞机都飞走，那可是大功一件，李济川自然欣然领命而去——
北大营是清光绪三十三年，东北正式设立行省，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时，首任东三省总督兼管将军事务的徐世昌建立的。徐世昌下令在沈阳附近修建兵营，并在小北边门外喇嘛园子购置土地作为营址，此处距沈阳城北门约5公里，西距南满铁路约300米。
整个北大营营区呈正方形，每边长约2000米。四周有两米来高的土围子围护着，土围子很宽，上面可以并行两人，在土墙两侧各挖1米深、3米宽的壕沟，夏季雨水流入沟内，形成天然护营河。
北大营围墙每边中间都有一座大门，并设岗哨。南门为主营门，设有卫兵室。门外大道经喇嘛园子、后老瓜堡与沈阳城的小北边门相连。
营区内，南部为大操场，东、西、北三面均建有兵舍，共有房间3550余间，即便驻扎30000人也绰绰有余。
营区内，按连、营、团分别以围墙分隔布设成方阵，中间为旅部。在大操场边缘和营房之间，有“马蹄形”的林荫路，路面宽3米，可并行四路纵队。从南门到第七旅旅部，有大路直达，并筑有一面巨大的青石影壁墙。
北大营里，早年种植了许多树木，这些树经过几十年生长，现在都已经长得树干粗大，枝叶繁茂。北大营的这些树还都很有特点，每棵树都在三米多高的位置只保留了三个粗大的枝叉。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万一有外敌进攻北大营，士兵作战时，蹲在树叉之间观察敌情和射击而不被发现；这些树都是三棵树为一组，构成一个三角形；而每一组树又与另一组树彼此咬合相连，从而构成营区内天然的掩体。
王以哲在第七旅身上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东北军虽然很富裕，比如装备就要比许多中央军还要好，可是士兵的日常生活还和许多其它部队一样，也是很清苦，部队中甚至经常有逃兵出现。
王以哲率第七旅入驻北大营后，见北大营围墙内外空地很多，为了改善部队生活，就命令由旅内统一规划，把荒地分配给各营、连，利用训练间隙，种上白菜、萝卜、豆角、莴瓜一类的蔬菜。这样，既美化了营区，又可以节约伙食费，可以让士兵有更好的伙食。
第七旅各连都有骡马三匹，铁**车一辆，每月除拉运给养、马草、马料而外，就利用这批畜力耕作，并挑选会种菜的士兵，组成一个“生产班”负责种植蔬菜。
另外，还要求每连都要养猪，指定一名伙夫专负饲养，留待年节宰杀；平时挑大的也杀上一口两口的，改善士兵生活。这样既有油、肉可吃，又有充足的蔬菜，第七旅士兵的伙食得到了很大改善。
除了有这些额外补充，王以哲还再次重申，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克扣军饷，一经发现有克扣军饷者，一律枪决。因此，第七旅的伙食在整个东北军中也是最好的。生活好了，自然也就不会再有逃兵，自进入北大营后，第七旅从没有过逃兵。
王以哲除了积极改善官兵生活，狠抓部队的技战术训练，还大力提升军官的素质。
为了培养旅内军官的作战指挥能力，王以哲在第七旅内，还自行筹办一个步兵研究班，由各团抽调上尉以下的军官，作为期6个月的轮流训练。并请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杜长龄负责主持。
杜长龄,字鹤年,曾担任过东北军卫队统代部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他早年入奉军,1923年东北讲武堂第四期毕业。在张学良、郭松龄的镇威军二、六旅任排连营长,1926年由张学良保送至日本步兵学校学习。1929年毕业返回任东北军讲武堂教务主任,又被驻沈阳北大营的7旅旅长王以哲聘请。由于在第七旅开办的步兵研究班任教,教育效果显著,张学良对此多次赞许。很快就把杜长龄调走,到东北讲武堂任高等军事研究班步兵班主任,专门为东北军培养尉校级军官。
此外，王以哲还聘任王维藩、马镇夷、王肇治等军官兼任教官。他们有的是日本步兵学校毕业的，对步兵有专门研究；有的由日本炮兵学校毕业的，如炮兵教官何宏远。
为了培养步兵研究班学员实兵指挥兼培养部队的班长起见，又特别成立一个军士队，由各团营连挑选有文化的士兵120名参加。军士队队长最初由六二一团少校团附高福源担任，以后换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李宝莲接任。
王以哲虽然仅是第七旅旅长，可是他心中想的不仅仅是他的第七旅，他想的是整个东北军，他的所作所为更是如此，他也因此更受张学良重视，堪称张学良的绝对心腹。许多人都看得出，假以时日，王以哲必然会成为东北军中权位仅次于张学良的第二人。
29年王以哲又向张学良建议成立东北学生队，队址最初在西下洼子。以后讲武堂迁到东山嘴子，学生队遂迁到原讲武堂旧址。王以哲派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汲绍刚为上校队长，每期招考年满16岁高小毕业的学生500人入队受训。教育内容以普通科学和军事学并举，三年毕业。学生队的学员毕业后，再入讲武堂深造。
王以哲这个建议，为东北军培养了许多中高级人才。学生队的学生有许多人后来考入高等军校、留学外国，一直在国民党部队任职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后来成为中华民国海军一级上将的宋长志、陆军副总司令王多年、陆军总司令马安澜等人。
第七旅的各级军官的文化程度较高，素质也较好。其中即有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军官教育班、教导队等军事教育机关毕业的；也有不少是由日本步兵专门学校、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还有由英、美、法各**事学校毕业回国的，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为东北军其他各旅所不能比拟的。
尽管如此，王以哲对军官的训练还是毫不松懈，他要去军官每天中午必出一次干部训练，尤其是连长以下的军官必须认真执行，主要是训练刺杀技术以及制式战术动作。
对士兵的教育方面，王以哲也不放松，由旅司令部参谋处制定全年教育计划，发到各团及直属连，再由各团制定每周的学术科教育计划实施表，印发各营、连遵照实行。
此外，王以哲还亲自编写“旅训”、“旅歌”和“士兵问答十二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课目。
第七旅“旅训”全文如下：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务本总理遗嘱及司令长官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在这个时候，东北虽然易帜换了旗，但由于东北还是相对独立，对军队教育还谈不到什么主义教育、政治思想教育，东北军对国家认同感并不是很强。王以哲编写的“旅训”、“旅歌”和“士兵问答”，在东北军中是别开生面，也是十分难得的。
以至于，王以哲的做法遭到很多东北军将领的嘲讽，甚至还有人到张学良面前搬弄是非。有人说“王老鼎尽出洋相。”也有人说：“王三角瞎出风头。”云云。
因为王以哲发怒时两眼一瞪，正好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因此被人起外号，冠以王三角。
不管别人怎么说，王以哲就是不为所动，还是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
在王以哲的精心治理训导之下，北大营的第七旅战斗素养和作战技能很高，确实堪称东北军的精锐。而北大营也在第七旅的精心治理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只不过，在9.18的枪炮声中，北大营的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却被凶残的关东军彻底破坏掉了。
此刻的北大营，已经变成了修罗场，端着滴血的刺刀的日军正在疯狂地四处追杀赤手空拳的第七旅的官兵。
北大营方向的炮声一响，正在沈阳城家中的第七旅620团团长王铁汉就知道事情不好。
以为，以往日军演习，虽然猖狂的日军也向北大营开枪射击过，可从来没有向北大营方向进行过炮击。
尤其是，王铁汉听得出这炮声中除了有75mm山野炮的声音，还有更大口径的火炮发射的炮弹的爆炸声。日军在夜间演习使用这么大口径的火炮发射实弹，这也太诡异了。
王铁汉不由暗暗后悔自己不应该回家。可是今天是周末，北方边防长官公署又发来通报，告诉他们今晚还有日军的演习，城内又有省政府组织的水灾赈灾义演，他们几个团长都不得不去了。
后悔归后悔，王铁汉已经来不及想得太多，匆匆安慰了一下惊慌失措的妻子几句，就迅速穿好衣服，到院子里喊上卫兵，牵出他们的马就直奔北大营。
不过，王铁汉去北大营这一路上并不顺利，先是在大南门受阻，那里的警察已经关闭了城门，又赶上大南门附近有人开枪制造混乱，拿着城门钥匙的警察小队长领着人去搜捕制造混乱的人，一时间找不到。
等到卫兵好不容易找回来了警察小队长，取回钥匙，刚刚出了大南门，正赶上日军已经开始进攻南市场，和南市场的警察交上了火，阻住了去路。
王铁汉无奈，只好重新退进城，转向大东门。
在大东门那里，王铁汉又因为开城的事，折腾了一番才出了城。
从大东门出城后，王铁汉才最终得以绕道赶到北大营。不过，这时北大营已是火光冲天，枪声不绝。
心急如火的王铁汉，从枪声响起的位置判断，应该是日军已经快要冲到旅部的位置，先去旅部请示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好直奔东门，他的620团就住在东门内。
王铁汉刚一进东门，620团站岗的士兵就激动得声音发颤地大喊：“团长回来了！团长回来了！”
王铁汉顾不得许多，催马直奔团部，在团部门前，才猛然勒住缰绳。
因为马速过快，停得又很急，王铁汉的战马嘶鸣着高高扬起前蹄，转了半个圈子才停稳。
王铁汉跳下马，早已等在团部门前的第620团3营上尉连长姜明文、军士队队长的李树桂，以及众多官兵立刻就为了上来。
1931年9月18日，是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这天恰恰是驻扎在北大营的第七旅发8月份薪饷的日子。
这天上午，姜明文由团部领到支票后，带一名军务兵骑自行车到大北门里东三省银号领取现金，回连后开始一排排发薪饷。本来这天是姜明文的宿假日，可以回家休息，不过，因为他们三营营长于天宠不在，姜明文因为担心这些拿了薪饷的士兵可能高兴偷溜出去醉酒闹事或者赌博，就主动决定留下来督兵。
李树桂这个队长还兼任军士队主讲演战术和负责考核军官，他管的军士队是全旅具有文化的上等兵200人和东北保安总司令部考取的军医、军需。训练班的学生约400人，要对他们实行6个月的“入伍生教育”，开学典礼就预定在9月19日上午9点开始，这几天，他忙着会场、邀请表演团体和发放请柬。所以也没有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