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董平这位军团长的带头，后续的工作就更好办了。
额外说一句，作为第五军团的军团长，他本应该在后方维持梁岛稳定和安全的，最起码梁岛要驻扎一个军团，否则不能保证会不会遇到以外，只靠海警和陆警难免还有些不够看，毕竟这两支部队刚刚成立没多久，训练程度还没有达到可以直接参战的标准。
可是董平是个耐不住性子的，曹岩明明给他的命令是让他的第五军团在梁岛驻扎，同时加强训练。结果他却一个人跑了出来，曹岩教训了他一顿，发了他两年的薪俸，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毕竟梁岛现在确实没什么危险，不过后面曹岩还有惩罚计划，无论如何，也要把董平的性子稍微磨平一些才行。
董平当然不在乎这些薪俸，反正他作为军团长，吃喝穿戴样样不愁，现在连老婆都有了，就更加不会因为薪俸的事情而发愁了。
集体相亲虽然重要，但也只是冬日的调剂品罢了，曹岩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立刻整顿如今的扶桑，所有占领区都进行改革。军事方面直接进行管制，每天进入夜间之后，是不允许任何人出门的，但凡出门就直接当反叛论处，根本不给辩解的机会直接处死，杀死几百人之后，其他的扶桑人立刻不敢在大半夜出门了。然后是加强教育，吴用等人的教育部，目前已经培养出了第一批教师，虽然水平并不高，但教导一下简单的文字还是没问题的。
只要普通民众懂得识字了，后面的事情就好做了。
为了尽可能强化中华文化在周边各国的影响，曹岩已经对造纸术和印刷术进行了改良。
造纸术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北宋时期的纸张已经很不错了，要说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纸张的质量还略差。曹岩让梁山的工匠对现有的造纸器械进行了改进，一千常用的麦秆和芦苇、树皮等材料已经被摒弃，目前梁山造纸，已经全部开始使用木料。木料的纤维更粗，制造的纸张质量也更好。同时纸张里加入了胶和增白剂等东西，都是尽可能找的纯天然产物，保证纸张的洁白程度和柔韧性都有不小的提升。
印刷术方面，就有些搞头了。
印刷术是华夏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才发明的。自从汉朝发明纸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和缣帛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远远不能适应
社会的需要。直到东汉末年的熹平年间，也就是公元172－178年，才出现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大约在公元600年前后的唐朝，人们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划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
就这样一直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全盛时期。
雕版印刷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明显缺点：第一，刻版费时费工费料；第二，大批书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错字不容易更正。、
于是北宋发明家毕发明了活字印刷，改进雕版印刷这些缺点。他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项重大的革命。
毕升的方法是这样的：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体单字，字划突起的高度象铜钱边缘的厚度一样，用火烧硬，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
为了适应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备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以备同一版内重复的时候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没有准备，可以随制随用。为便于拣字，把胶泥活字按韵分类放在木格子里，贴上纸条标明。排字的时候，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然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拣出来一个个排进框内。排满一框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烘烤，等药剂稍微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药剂冷却凝固后，就成为版型。印刷的时候，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覆上纸，加一定的压力就行了。为了可以连续印刷，就用两块铁板，一版加刷，另一版排字，两版交替使用。
印完以后，用火把药剂烤化，用手轻轻一抖，活字就可以从铁板上脱落下来，再按韵放回原来木格里，以备下次再用。
毕升还试验过木活字印刷，由于木料纹理疏密不匀，刻制困难，木活字沾水后变形，以及和药剂粘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等原因，所以毕升没有采用。毕升的胶泥活字版印书方法，如果只印二三本，不算省事，如果印成百上千份，工作效率就极其可观了，不仅能够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印刷的速度和质量，比雕版印刷要优越得多。甚至就连现代的凸版铅印，虽然在设备和技术条件上是宋朝毕的活字印刷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完全相同的。
活字印刷的发明，可以说是为人类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这里面，古代华夏的平民发明家毕的功绩不可磨灭的。可是关于毕升的生平事迹，人们却一无所知，幸亏毕创造活字印刷的事迹，比较完整地记录在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的名著《梦溪笔谈》里。1965年出土一件印本残页《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有关专家考证认定为是毕之后大约50年北宋时期的泥活字印本，应是迄今发现存世最早的活字印刷品。
雕版印刷一版能印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版费时费工，大部头的书往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会因变形、虫蛀、腐蚀而损坏。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书，版片就成了废物。此外雕版发现错别字，改起来很困难，常需整块版重新雕刻。活字制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就可随时拼版，大大地加快了制版时间。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且活字比雕版占有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这样活字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用活字印刷的这种思想，很早就有了，毕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
但泥印还是有问题，那就是活字的强度不够，使用过几次之后，活字就容易变形，容易损毁，所以曹岩直接就让梁山的工匠用铅来制造活字。铅活字印刷术，这又是好几百年之后才会出现的新技术，在印刷技术上没什么变化，但却在材料上发生了改变，这样一来，活字的强度就有了保证，铅活字用个上百次甚至是几百次都毫无问题。
有了纸，有了印刷术，扶桑这边的墨不太好，但没关系，能印刷就行。
大批量印刷出各种教材，全部免费投放到了扶桑各地，而且曹岩要求扶桑上下搞免费蒙学，适龄儿童必须入学学习，这属于强制的行政命令，任何人不得违抗。
至于说传授内容，考虑到扶桑人和大陆人还不一样，他们所传承的毕竟不是汉家正统，所以曹岩直接把“三百千”拿出来作为教材。
所谓三百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的简称，在古代，这三本书就是儿童蒙学最主要的读物。
这其中，《千字文》是最早成书的，早在南朝梁武帝时期，即公元502到549年，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就奉皇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字，编纂成文，是为《千字文》。文中1000字本来不得有所重复，但周兴嗣在编纂文章时，却重复了一个“洁”字。因此，《千字文》实际只运用了999字。
除周兴嗣版《千字文》之外，另有《续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不同版本的《千字文》。《千字文》以儒学理论为纲、穿插诸多常识，用四字韵语写出，很适于儿童诵读，后来就成了华夏古代教育史上最早、最成功的启蒙教材。宋明以后直至清末，《千字文》与《三字经》、《百家姓》一起，构成了我国人民最基础的“三、百、千”启蒙读物。旧有打油诗云：“学童三五并排坐，天地玄黄喊一年”，说得就是这个。事实上，不仅汉民族用作儿童启蒙教材，一些兄弟民族也使用，甚至传到了扶桑。
可惜扶桑的当权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里面的问题，所以他并没有下令将《千字文》的内容传播下去，最多是私底下有些传播，但却并没有完全推广开来。
而《百家姓》呢，传播广度相对来说就更小了。毕竟此书成于北宋初年，乃是钱塘的一个书生编撰蒙学读物，他将常见的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很像一首四言诗，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由于内容与姓氏相关，《百家姓》的前几个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如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国王钱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等等。
因为成熟较晚，即便在大宋境内，《百家姓》也没有完全推广开来，更不要说扶桑了。
但这本书的价值是不用多说的，《百家姓》既是一本启蒙教材，也是一本记录华夏姓氏的书籍。其内容来源于姓氏的发展。在《百家姓》之前，有关姓氏的文字记载可以上溯至商代甲骨文。战国时有史官编著的《世本》，记载黄帝至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居邑等等，可惜到宋朝已经逐渐毁坏。这才有了《百家姓》的出现，虽然并非官方作物，但当时口传心授的方式在社会上占据主流，所以很多东西还没有失传，以至于这本书能顺利成书，并且流传下来。
最后一个成书的，应该就是《三字经》了，关于《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说法不一，大多数后代学者倾向的观点意见是“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即王应麟为了更好的教育本族子弟读书，于是编写了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王应麟是南宋人，《三字经》原著中的历史部分只截至到宋朝为止。随着历史的发展，为了体现时代变迁，各朝代都有人对《三字经》不断地加以补充，清道光年间贺兴思增补的关于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共计二十四句话。
而如今还是北宋年间，和王应麟还不沾边呢，曹岩也专门问过山上的几个老先生，他们都说没有听到过《三字经》这样的书，既然如此，曹岩也就不藏拙了，他当年可是抱着原本《三字经》倒背如流的主，既然此书目前还没有成书，那他就顺势把书给做出来了。至于说这么做会不会有些过分，毕竟他等于是抢了人家王应麟的美名曹岩却根本懒得理会。
《三字经》一成，其他人还好说，梁山的这些个教书先生却已经双眼冒光，一个二个的，都把曹岩当作了偶像，恨不能当场拜师，几个胡子苍白的老先生，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
不怪他们大惊小怪，而是这样一本书，真的是堪称神书了。
须知，这《三字经》可是华夏传统的儿童启蒙读物，知名度极高。古代儿童都是通过背诵《三字经》来识字知理的。《三字经》用简洁通俗的白话讲出了亘古不变的哲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不受文字限制，用通俗的文字将经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全文用典极多，全篇充满乐观精神；在《三字经》出现之前，蒙学读物都是四个字一句，《三字经》则以三言形式出现，读起来轻松愉快，更符合儿歌特点，明朝赵南星称其“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故此为蒙学第一书。
《三字经》在古代被更是被称为“小纲鉴”，可以将零散的知识贯穿起来，使读书积累的百科知识，得以纳入一个清晰知识体系。
而且更加厉害得是，原时空，从明朝开始，《三字经》就已流传至华夏以外的国家。
根据记载，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经》翻译本是拉丁文。1579年，历史上第一位研究汉学的欧洲人罗明坚，到澳门学习中文，他从1581年就开始着手翻译《三字经》，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首先研读的就是《三字经》。其中一位学生罗索兴将它翻译为俄文，后入选培训教材，成为俄国文化界的流行读物。
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又公开出版了列昂节夫翻译的《三字经及名贤集合刊本》，因其内容与当时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讲求秩序的“开明专制”等政治策略不谋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荐给俄国公众”并走向民间。“俄国汉学之父”俾丘林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谙经史，更明晓《三字经》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他在1829年推出《汉俄对照三字经》，并称《三字经》是“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当时俄国教育界在讨论儿童教育问题，于是《三字经》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成为当时社会流行读物。
普希金细读后，也在作序时称赞此书是“三字圣经”。普希金研读过《四书》、《五经》，但对《三字经》情有独钟，如今普希金故居还珍藏着当年他读过的《三字经》。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东方学系都以《三字经》为初级教材，而大多数入华商团和驻华使者的培训多以《三字经》为首选教材，因而，《三字经》在俄国文化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记。
高丽、扶桑等周边国家也对《三字经》也非常重视。扶桑是在江户时代已印行由华夏商船带来的各种版本的《三字经》。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扶桑的私塾已采用《三字经》，后更大量出现各种仿制本，如《本朝三字经》、《皇朝三字经》等，多达二十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字押韵，介绍扶桑历史地理文化道德的《本朝三字经》。
还有英国的马礼逊翻译的第一本中国传统经典就是《三字经》；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他主办的《中国丛报》上刊载《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法国犹太籍汉学家儒莲在1827年担任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副馆长后翻译出《孟子》、《三字经》、《西厢记》、《白蛇传》、《老子道德经》、《天工开物》等华夏典籍；1989年，新加坡出版潘世兹翻译的英文本《三字经》，被推荐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并成为新加坡的教科书。
直至1990年，《三字经》还被联合国教科组织选编入《儿童道德丛书》，向世界各地儿童推介学习，成为一本世界著名的启蒙读物。
这么一本神书问世，怎能不让人激动？原时空王应麟写这本书，只是为了给族内的学童开蒙，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此书并没有流传到外面，而且就算流传出来了，以当时南宋的情况，这书也很难引起真正的轰动，可即便如此，此书还是没一直流传了下去，可见这书的牛逼之处了。
而如今，曹岩以“皇帝”的身份写出设本书，下面的人无论是拍马屁也好，还是真心感觉这书很不错，反正从他们的表情来看，他们全都是一脸激动加震惊的样子，确实是让曹岩心里成就感大大的得到了满足。
当然了，他也真的不需要这种名，他只是希望能够通过“三百千”来尽快改造扶桑下一代的心智。
当集体相亲工作持续下去之后，扶桑人的家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母亲是扶桑人，但父亲是华夏人，孩子剩下来，理论上也应该算是半个华夏人，加上其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最正统的华夏教育，一代人之后，扶桑就再也不存在了。不仅仅是从国格上消失，甚至在扶桑人心里，扶桑这个国家也会不复存在，他们都会成为华夏民族的一员，而且会引以为豪，这才是最可怕的入侵手段。
不仅仅要从肉体上摧毁一个国家，还要从精神上，历史上，道统上摧毁一个国家，让扶桑彻底成为历史的代名词，这才是曹岩最想做的事情。
而且还不光是扶桑呢，高丽，以及未来任何一个可能被梁山所占领的国家，都会推行这样的政策。
他的目的很简单，他不仅仅只是要占领这些国家，因为只是单纯占领的话，反倒会让对方有反抗的机会，这种情况历史上还少吗？所以单纯的占领毫无意义，他还要从文化上彻底改造这些国家和民族，让他们完全汉化，让他们完全忘记自己曾经的历史和渊源，发自内心认为自己也是华夏的一员。即便以后真的除了什么问题，那也会成为华夏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属国对宗主国的反抗。
当然这个工作任重而道远，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成的，但是没关系，他曹岩有的是时间啊。
随着各种读物和教师的全面下派，在已经占领的区域，基本上已经能保证每一个城镇都有一个教书先生，而只要有教书先生的地方，所有适龄儿童，也就是从三岁开始一直到十二岁的孩子，就都必须强制接受教育，这项举措目前已经完全推广开来，而且随着教书先生的数量越来越多，这项工作还会渐渐的推行到村庄。也有一些老人觉得这样不好，但他们的意见毫无意义，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教育就是好事，尤其是那些已经参加相亲并且已经成亲的家庭就更是如此了，扶桑甚至已经率先进入了全民义务教育的年代，只是代价有些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