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7月11日，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近卫军三个师突然挺进外札萨克蒙古，兵分三路分别前往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也就是乌兰巴托）。
这个行动是如此的突兀，甚至连中央政府的官员都不知道，官方文件上的解释只是“部队远足训练路过。”到了7月16日，近卫军已经分别抢占了三城。
“路过”，这个理由让外蒙古土谢图汗，赛音诺颜，车臣汗，札萨克图汗四大部的王公们既震惊又害怕。
丁云桐的这个动作看上去突然，但其实经过深思熟虑，充分考虑了外蒙古的政治和地理状况。
首先外蒙虽然长时期桀骜跋扈，但和西藏还不一样，不完全是“独立王国”，驻蒙大臣仍然保有一部分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马上撕破脸是不合适的，要给王公们一个选择的机会，这也能更大程度上分化他们。
其次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三城，是外蒙古少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是外蒙古的经济中心，尤其是库伦，集中了整个外蒙三分之二的贸易量。牛皮，羊毛，金银，茶砖，盐巴，甚至步枪等，应有尽有，几乎所有的部落都需要在这里获得物质。
外蒙古方圆150多万平方公里，幅员极为辽阔，一旦开战，休想短期之内能解决。只要把这三个城市占据住，近卫军就能掌握住外蒙古的经济命脉，王公们即便反抗，也无法长期坚持。
这一招果然有效，离库伦最近的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首先屈服，将土地，人口，牛羊，税收等账册上交驻蒙大臣，而且为了表示忠诚，将部落武装也交由驻蒙大臣指挥。
7月17日，袁昶正式发出电报，要求赛音诺颜部以及札萨克图汗部的王公，那楚克·巴嘎班迪和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立刻来库伦“商议公事”。
巴嘎班迪迅速回电答应，但却以重病在身为由，拖延观望形势。而恩赫巴亚尔则干脆不复电，闷声不响。
眼见如此，7月19日，刘锦棠正式下达了命令，第六师驻守库伦地区，他亲自指挥第三师和第九师，再加上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的骑兵部队，总兵力将近四万，分三路开始进攻札萨克图汗部。
刘锦棠准备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三路最后将在札萨克图汗部的核心，外蒙古北部的杜尔伯特城（也就是乌兰固托）会师。他认为只要打掉札萨克图汗部，赛音诺颜部才会抛弃幻想。
那边外蒙古方面开打，这边西藏方面也已经谈崩了。
7月21日，八世班禅丹白旺秋，以及噶伦扎西达吉，带领着西藏谈判代表团抵达了甘孜。丹白旺秋虽然出面斡旋，但他与达赖集团并不是一条心，因为之前他已经收到了一封皇帝的亲笔密信。在信里，皇帝向他承诺，日喀则地区的政治现状，不会有任何变化。而且在未来的西藏，班禅这个系统将会有更大的发言权。
虽然丹白旺秋并不完全相信这个承诺，但毕竟感觉自己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因此他丝毫不想与中央政府对抗，而是采取了“脚踩两只船”的办法。
一方面他对于达赖集团集兵于昌都表示支持，如果达赖集团能够挡住近卫军，他也乐享其成。
另一方面他又与中央政府合作，向近卫军提供了关于藏军的大量情报。
代表团很快进入了甘孜县，只见大道的旁边，背风向阳的山坳里，一片一片的帐篷连在一起，而且全都是御寒性能最好的，崭新的蒙古毡包。
在远方的道路上，运粮、运菜、运柴的牦牛和驮骡还在源源不断地开过来。近卫军一个师，加上两万多运输民夫，让一向荒凉的甘孜县城变得熙熙攘攘的。
当天晚上，张荫恒设宴款待了西藏代表团，在宴会上扎西达吉大放厥词：＂西藏是观世音菩萨教化之地，已成为宗教兴旺发达的美好地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直享有着独立自主的权利，从未丧权于外国。由于与中国的青海、新疆两省接壤，请不要让军队越过边境，侵入西藏的领土。而且西藏的一些领土，近年被中国占据，希望能够通过和平谈判的途径解决。＂
张荫恒对此完全无法接受，严厉驳斥了多方，并明确表示了中央政府的态度：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必须承认中央人民政府的统治，中央政府要全面接管西藏的国防、贸易和外交事务。若西藏接受这些要求，中央政府便会“和平占领”西藏。
但扎西达吉却坚持要用宗主权来定位彼此的关系，要求中央政府保证尊重西藏噶厦的“领土完整”。
双方的观点完全冲突，立场差距实在太大，宴会也不欢而散。张荫恒向北京发报告：＂西藏问题，除了武力解决外，别无他途。＂他认为会谈还未正式开始，就可以宣布结束了。
7月23日，眼看偷袭部队也已经部署到位，聂士成向部队下达了进攻令。
西藏的战争，后勤补给，尤其是粮食供应，将决定战争的胜负。
由于西藏地区海拔高，氧气非常稀薄，无法使用内地的牛马驴等，因此由政府出面与康巴地区的土司头人协商，得到了四千头牦牛的支援。
依靠这一批畜力，在过去的两个月里，近卫军在甘孜储备了200多万斤等粮食，以及其他物资，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除了物质储备，聂士成一到甘孜，就全力收集西藏的军事情报。根据班禅所提供的信息来看，达赖集团总共有14个“代本”，一万五千多官兵。
“代本”在藏军中相当于团长，是藏军最大编制级别，平均一个代本只有一千多一点，比正常的团小一些。其下设“如本”(同于营长)、“甲本”(同于连长)、定本(同于排长)，“马基”为藏军总司令。目前集结在昌都的共有九个代本，万余兵力，可以说集中了藏军的主力。担任“马基”的，是主张死战到底的噶伦阿兰巴·拉旺多吉。
藏军的武器十分落后，虽然之前出于独立野心，通过亚东口岸，从印度购买了三批，一共千余只步枪，但是仍然还有大批火绳枪、弓箭、刀矛等，装备水平与近卫军天上地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藏军是世袭制，父子相承，战斗意志也非常软弱。
但藏军也有自己的优势，首先是熟悉和适应高原地形；其次机动性很好，不仅是骑兵多，而且步行速度相对也很快，因为不存在高原反应问题。
通过对各方面信息的分析，聂士成认为，达赖集团毫无战略思想，对军事战术一窍不通。
作为力量较弱的一方，达赖集团应该放弃正面决战，收缩兵力，拉长战线，与近卫军打游击战，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多点小规模的袭击，最后拖垮近卫军。
但现在达赖集团明知实力差距，却把主力派来昌都，挡在大路上进行决战，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何其愚也！
因此攻占昌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要歼灭藏军主力，如果让藏军撤回西藏，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刺手。
根据这个认识，聂士成在7月初就秘密派出一支偏师，由少将卫汝贵指挥两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营，沿着侧翼实施外线远距离大迂回。
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卫汝贵部4000余人从青海西侧插入西藏东北部，穿过横断山脉，金沙江和澜沧江，忍受着空气稀薄、饥寒、劳累等痛苦，日夜兼程，17天走了700多公里。
由于连续行进，许多战马死亡，不少骑兵变成步兵，终于在7月22日，到达昌都以西的恩达，从后方切断了藏军撤往拉萨的退路。
7月23日，聂士成率领全军渡过了金沙江，攻占了德格岗托和宋瓦卡美，随后又分出一路兵，命令少将周盛波率领两个团三千多人，从南侧攻击昌都，他自己率领5000人，开始从正面进攻昌都。
7月24日，聂士成对昌都前面的足雍关口发起了猛攻。精准的野战炮对藏军的碉堡进行“定点清除”，技术精湛的近卫军炮手，甚至将炮口朝天，利用弹道的曲线弧度，就像打迫击炮一般，让炮弹飞越山坡攻击藏军。
这些可怜的藏军官兵，哪里见过这样的打法，觉得敌人的炮弹好像“有鬼魂附体”，否则怎么会从天而降，追着自己打呢？迷信的士兵们觉得对方有神灵相助，士气更加迅速崩溃了。
24日夜，聂军已经攻占了足雍，歼灭了藏军整整两个代本，还重创了两个代本，杀死和俘虏藏军将近4000人，而近卫军伤亡不到100人。
与此同时，南路周盛波部也攻占了芒康，歼灭藏军一个代本，卫汝贵部也攻占昌都后方的拉贡，近卫军已经对昌都形成了三面夹击的态势。
藏军哪里见过这般如狼似虎的打法，短短几天，四面八方全扑了上来，一点喘息时间也不给，“马基”阿兰巴·拉旺多吉彻底慌了手脚，完全没了当初“拼死一战”的狠劲儿，他向拉萨报信：“形势万分危急，要么速速增援，要么快快和谈，我军只怕拖延不了多久。”
消息传来，拉萨上层贵族一片大乱。
战报传回北京，丁云桐一笑，他的判断是正确的，看上去蒙藏两地战事顺利，其实是有国际背景的。
此时欧洲各国正在为如何瓜分非洲，吵得不可开交，一共14个国家正准备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划分彼此的势力范围。也正由于此，英俄两国才会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干涉中国政府对于西藏和外蒙古的“再征服”。
丁云桐心中大定，又把眼光投向日本，此时的日本内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