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影响下，在汉王朝控制力难达到的边远地区，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随着东亚只有中国的时代的结束，东亚各国如何相处这一新的问题也摆在了各国统治者特别是中国统治者的面前。
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政治理念出发，不承认东亚存在与自己性质相同的国家，仍旧在进行着将全部东亚，也就是当时的全部已知世界纳入中国一体统治的努力。
据《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记载，公元前7年，扶余王子朱蒙因和其他王子不和，逃离扶余国到卒本扶余，其后建立起高句丽，一些学者认为高句丽在公元前世纪就已经建立起来了，“高句丽”作为一个公元前11年的地理名词就出现在《汉书》中。
据《三国史记》所载传说，高朱蒙幼年就善于狩猎，七岁就自己制作弓箭射箭，百发百中，高朱蒙就是善射的意思，他是河神之女柳花和天帝之子解慕漱所生之子，自小被东扶余的金蛙王收养。
金蛙王与太白山南边南边遇到柳花，柳花自称与天帝之子解慕漱私通，因而被逐出家门。金蛙王感到非常的精奇，将柳花幽禁于家里，柳花受日光照射而产下一卵，此卵走兽都避开他而不食用，禽鸟以自己的翅膀覆盖保护，且刀都不能劈开，最后有一名男孩从卵中破壳而出，是为高朱蒙，《三国遗事》、《魏书》以及高句丽的好太王碑都有着类似的记载。
《三国史记》中又记载，高朱蒙常与金蛙王的七个儿子一起游戏，比试射箭技术的高低，结果他们的技术都比不上高朱蒙，高朱蒙因此遭到了他们记恨，金蛙王的长子带素说高朱蒙不是人所生的，必有异心，请金蛙王除掉这个人，免得生出后患，但是金蛙王没有同意这样做，但是给了高朱蒙养马的职务，很有心机的高朱蒙故意将骏马减食，让他它变得瘦，反而将驽马喂得相当的肥壮…
金蛙王没有发现高朱蒙的做法，挑选了最肥壮的给自己，精瘦但是是骏马的那匹就赏给了高朱蒙，后来各位王子和大臣又想谋害高朱蒙，高朱蒙随即和鸟伊、摩离、陕父等三人逃走，路上鱼鳖浮出水面变成桥帮助高朱蒙摆脱了追兵。
高朱蒙一行人至毛屯谷遇到了三位贤人：克氏、钟室氏、少室氏。在卒本川的沸流水建国，国号高句丽，因此以高为姓，时为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7年，高朱蒙时年二十二岁，公元前6年，降服上游国家沸流国，公元前19年去世，时年四十岁，葬于龙山，号东明圣王。
中国汉朝建昭二年，北夫余王之子朱蒙建立高句丽国，高句丽在由传说中的朱蒙建立政权后就有了王的称号，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
汉朝廷承认高句丽国，并委任高句丽县管理高句丽国行政，所以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
公元1年，高句丽国叛乱后，在元延元年又被征服，王莽令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高句丽王被贬为下句丽侯，高句丽县也改为下句丽县，公元年，高句丽大武神王5年，杀东扶余王带素，而未灭其国。公元8年，东汉燕东郡太守发兵讨伐高句丽。高无恤退入国都附近的丸都山城据守。汉军围困了三个月，高句丽人粮食将尽，高无恤急中生智，以犒军为名，派人送酒和捉到的鲤鱼给燕东太守。太守以为城中粮草充足，只好退兵。高句丽躲过了第一次几乎亡国的厄运。
四年后公元6年，东汉光武帝因偃武修文，重新册封恢复了高句丽的王号，大武神王在位内做出了一个历史性地选择，避开了与中原王朝的直接冲突，跨过鸭绿江转而进入朝鲜半岛，从此高句丽国进入了朝鲜半岛历史的范畴。
公元8年（景初二年），曹魏太尉司马懿灭公孙渊，设高句丽、高显、燕阳、望平四县于玄菟郡，由此可知在汉朝及三国时期，高句丽与真正的国家相去甚远，在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混战，高句丽得以壮大为横跨中原王朝东北领土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国家，常年保持着五万带甲之士的规模。
高句丽广开土好太王在位期间，高句丽占领了燕东汉人为主燕东半岛，成为中国东北强国，并自称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公元47年，广开土好太王的继承人长寿王在其即位后把都城从国内城迁到平壤，开启了长达两百年的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
综述得知，高句丽为扶余人所建，而扶余人是朝鲜人的主要来源之一，高句丽（卒本扶余）和百济（南扶余）都是扶余国的延续，高句丽在唐朝被灭之后，其主要居民成为新罗和渤海国居民，而渤海国在被契丹灭之后，其居民大多迁移到王氏高丽。
在王氏高丽建立以前，新罗贵族弓裔曾要复兴高句丽并建立后高句丽，可见新罗人和王氏高丽人都认为他们与高句丽属同一民族的不同分支，并都用高丽命名自己的王朝。扶余人构成了高句丽及百济的王室，而高句丽下层则包括了当时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多个不同部族实体，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差异很大。
至于，渤海国居民“大多”被迁移到王氏高丽的断言则并非历史事实，渤海国民留在当地及掠入契丹并融入中国的人口数远大于逃入王氏高丽的人口，中国学者已写有多篇论文论述这一问题。
但在实践中，汉王朝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东亚各地区、各民族的巨大差异，因此，逐渐摸索建立一些特殊的地方管理体制以控制特殊地区，发展至唐代，特殊地方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中原郡县制之外的成熟机制，以至羁縻制成为唐代对边疆地区管理的一大特色。
应用羁縻统治的方法，唐王朝将东亚绝大部分地区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民族的百济与新罗两个政权逐渐发展起来，在随后的一千多年中，三韩民族以及其后继者与中原王朝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韩半岛民族最终建立完全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但其早期的历史在中原王朝的关系上是具有从属性的，作为邻国，我们完全尊重和善意的看待韩半岛的独立与尊严，但这种尊重是不应该以牺牲历史上的真实为代价的。
公元7年，百济近肖古王遣使东晋，建立起朝贡关系，晋文帝册封近肖古王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南北朝时期，百济与南朝，北朝都保持着朝贡关系，但与南朝的关系要更为密切，比百济稍后，新罗也开始向中原王朝正式朝贡，但新罗王位于韩半岛西南端，交通不便，因此，新罗与南北朝的交往也较少。
朝韩半岛上的历代百济王承袭着都督百济诸军事的头衔，作为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的特点十分明显，一度还曾受封为乐浪太守、东青州刺史这样纯粹的地方行政官员官称，只不过中央政府已经把管辖少数民族的权力授予高句丽，所以百济王从未带过领东夷中郎将、领东夷校尉等头衔。
究其原因，中国中央王朝封给高句丽、百济的官号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符合其地方行政统治需要的，因此，百济与新罗在从部落形式步入国家体制之初，其性质是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百济王与新罗王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可以佐证此点。
直至隋唐时期，韩半岛国家与中国的这种长期性制度化的政治联系与日本与中国的政治联系所具有的偶然性与间断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区别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公元66年以后，新罗王除在位时间过短唐王朝未及加封者外，历代新罗王世袭鸡林州都督一职，其所辖地区是唐王朝所属的鸡林州都督，属于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政权，而不是独立国家，而新罗王的身份是唐在朝鲜半岛的地方行政官员。
在新罗借助唐的势力占有了韩半岛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以后，至唐玄宗时期中原王朝始将萨水以南土地赏赐给新罗，唐与新罗以清川江作为行政管辖的界线，至此时新罗的势力开始向朝鲜半岛北部延伸。
安史之乱后，中国再度陷入分裂状态，此时，诸多边疆民族地方政权迅速崛起，新罗也进入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但是新罗与中国所确立的长期封贡关系仍继续存在着，新王即位都要接受册封，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直接而深刻。
10世纪初王建取代新罗在朝韩半岛建立新的王国，出于种种考虑，王建将这个直接脱胎于新罗的王国命名为“高丽”，我们称其为“王氏高丽”，王氏高丽的建立即是造成后人无法区分高句丽与韩半岛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朝灭亡后，辽东郡被好战的地方土豪控制，高句丽主动与刚刚成立的曹魏联盟攻打辽东郡，曹魏攻下辽东后，高句丽终止了与曹魏的合作并发兵袭击了辽东西部，公元44年曹魏反击，摧毁了丸都城，高句丽东川王逃到沃沮。
曹魏摧毁了丸都城后以为高句丽灭亡了，所以很快就撤离了，不过仅仅七十年，高句丽就重建了丸都城，并开始袭击辽东，乐浪和玄菟，随着高句丽对辽东半岛的挺进，公元1年，高句丽美川王吞并原汉四郡的最后一郡，乐浪郡。
高句丽从东北地区进入并控制了朝鲜半岛北部大部地区，开始与形成现代韩国的主体古代韩国国家百济与新罗处于激烈的军事对峙之中，朝鲜人称这一段历史时期为朝鲜历史上的“三国时代”。
但是，这“三国”最初只是互相没有民族认同感的几个大型部落国家，与中国三国时期的三国都是从统一的汉朝分裂出来，人民也具有同一民族感的情形完全不同。
但是高句丽的扩张并不是一番风顺的，公元4年，丸都城受到前燕攻击，公元71年，百济近肖古王袭击高句丽最大城市平壤，并在战场上杀死了高句丽故国原王，高句丽小兽林王继位后，开始加强高句丽国内的稳定和统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