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湘军大BOSS,宗圣曾子七十世孙,该同志出生于湖南长沙。因为基因遗传之故,6岁就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等文选。但公众形象却非常低调,外貌以朴实憨厚著称,所以给人第一印象是有点笨,给人第二印象非常笨。方宗诚(桐城派后期名家之一)见到晚年的曾国藩时,觉得他的气质与职位不相符,土得掉渣,就像一位土里土气的农村教师(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在这一问题上,中外名人基本上达成了共识,毕竟君子所见略同。后来的英国佬戈登见到曾国藩时,毫无意外的大感失望:“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当然这一点也不影响曾国藩的事业。
道光十八年(188年)曾国藩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权臣穆彰阿对自己的这个学生非常够意思,多次向道光皇帝推荐。道光皇帝于是下旨召见曾国藩,并亲自担任面试官,现场验货。曾国藩进殿以后就被带到备考室侯考。等了很久以后才有一个太监来告诉他,皇上有事,面试推迟,明天再来。初入官场的曾国藩此时还是个愣头青,不知道道光皇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向老师穆彰阿请教,久经考验的穆老师沉思片刻,便猜到了道光皇帝的用意。就问曾国藩是否留意房中的摆设和墙上的字画。曾国藩当时还不明白什么叫细节决定成败,所以根本就没留心那些问题。穆老师相当失望,立即吩咐家人拿400两银子,交给宫内的一位公公,让他将宫中墙壁上的文字抄录下来,并及时送回。曾国藩再连夜补习,将所记录的文字一一记熟。等二天面试时,道光皇帝便问到了备考室里面墙上所书的清朝祖宗历朝圣训。这时曾国藩才顿然醒悟,面试成绩自然很好,给道光皇帝留下了非常好的第一印象。与此同时,穆老师也因识人之明被道光皇帝表彰为优秀教师。更重要的是为曾国藩的升迁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年七迁,连跃十级,曾国藩创造了官场升迁的神话,一步一步的走到了副部长这个位置(二品官位)。
咸丰元年(1851年),曾国藩在勇气的鼓励下,便向咸大大上了《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公开批评咸大大三大缺点。
一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在批评中,曾国藩直接指出咸大大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成天把精力集中在纠察大臣的小毛病上,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属于没事找事型。说得难听一点,咸大大你就是一个婆婆妈妈,爱斤斤计较的妇道人家。
二是“爱慕虚荣,不求实际”。曾国藩在批评中进一步指出,您作为一国之君,鼓励大家进言,这是好事儿。我们都很尊重你,也提了不少意见,其中多多少少也会有几条有价值的吧?结果却被您用“无庸议”(不用讨论)三个字打发了,没有一项落实。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落得好下场。刚刚被您表彰的倭仁,不久就被您驱之于万里之外。看来您所谓求言,并无诚意,只不过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徒饰纳谏之虚文),说到底您就是个伪君子。
三是刚愎自用,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出尔反尔,反复无常。一开始说听取大家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权力是本人不可分割的财产,做臣子的不得这一基本原则持有任何异议,要坚定不疑的执行我的政令,不得说三道四(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总之您就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愣头青。
自从乾隆初年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之后,大清王朝一百多年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敢这样批评皇帝的猛人。咸大大没有读完,就愤怒地将奏折扔到了地上,并立刻召见了所有军机大臣,准备给他判刑(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为他求情,曾国藩很有可能去开发边疆。等他了解这一情况后,心里压力非常大,立刻对此次谏争之举上奏自责,从此再不敢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三道四,但此时的曾国藩离成熟又迈进了一大步。
咸丰二年(185年),对曾国藩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正月他兼署吏部左侍郎,六月被任命为江西正考官,并获准回家探亲,七月母亲病逝,按照我国旧制,曾国藩要在家里守孝三年。但此时的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洪天王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军、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都以失败告一段落。因此,咸大大不得不多次颁发鼓励兴办民兵组织(团练)的文件,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连续任命了4位团练大臣,力图利用各地的民兵组织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曾国藩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曾国藩作为最佳选手,没有辜负咸大大对他的期望,在“团练元老人物”里面他是唯一一位成功人士。
接到上班通知以后,曾国藩火速赶往长沙就职。但就在咸大大的谕旨传到湖南时,太平军已经挥师转攻湖北。湖南便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然而形势却依然不容乐观。在太平军离开后,很多县城的天地会、三合会、部分土匪势力瞄准机会,趁机大干,力争复制太平天国的成功模式。因此维护社会稳定便变成了曾国藩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他就在自己的公馆里成立了“审案局”,自任首席局长,专门负责处理类似案件。曾国藩命令,凡是有危害社会稳定的人员,一但抓获,不需要经过州县,可以直接到我这里来,我亲自招待他们。
为了接待好这批“贵客”,曾国藩始终坚持“非常时期,非常手段”的执法理念。凡是送来的同志,一不需要依法量刑,二不需要任何有效证据,只要有人举报就行,稍加讯问,立即结案,绝不拖延。处理方法简单、高效、粗暴:一是立刻放血,二是乱棍打死;三是鞭刑。备注:往死里打的那种(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三科)。经有关部门统计,在短短的四个月内,审案局就砍了104位危害社会稳定人员的脑袋,并当场用乱棍打死了两位,死于高级招待所监狱里面的有1位,平均每天都有一位同志光荣牺牲(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因此他获得了“曾剃头”的荣誉称号。
简单、高效、粗暴的审案方式确实收到了丰厚的回报,各地天地会、三合会、土匪从此不敢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下来。曾国藩从白天忙到黑夜,天天加班加点拼命的干活,当地官员对此那是相当的反感,因为曾国藩抢了他们的业务,剥夺了广大官员们从案件审理中捞钱的机会。当然他还不知道自己为自己挖了一个很大的坑,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曾国藩终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而其他团练大臣处事要比曾国藩明智的多,总结起来他们的做法都是两个字“敷衍”,即下级敷衍上级,一级敷衍一级,级级参水,水到渠成。在接到上班通知书以后(谕旨),他们一般都会在省会城市随便找一间办公室,挂个牌子了事,紧接着再找几个大户捐点款,招几个民兵做做样子,以迎接上级检查,大家一团和气了事,当然对于构建和谐的官场意义重大而深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