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乞丐的文献记载
《後汉书独行传》曰：“向栩字甫兴，河内朝歌人。向长之後也，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不好语言，而喜长啸或骑驴入市，乞丐於人。”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乞食于野，野人与之，公子怒欲鞭之。”
《龙城录》载有“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
《稽神录》有云:“安陆人性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尝游齐鲁，遂至豫章，桓弄蛇於市，以乞丐为生。”足见是先有乞讨的行为，後有行乞的身份；唐代元结著《丐论》，自称：“游长安与丐者为友。”由此可知以乞讨为生的职业乞丐，可能最早出现在六朝。《东京梦华录》形容开封城“诸行百户，衣著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至於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所谓规格者，大概是指穿著制式服装在特定地区或针对特定对象行乞，并受到团体的约束，要尽规定的义务。
宋元话本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描述杭州城里的乞丐团头金老大，他手中的杆子是领袖的标记，统辖全城的叫化子，证明在宋代丐帮已然成气候，是具有某种程度组织规模的社会群体。“这般丐户，小心低气，服著团头，与奴一般，不敢触犯。”想见当时的丐帮纪律严明，丐头的杆子一直沿用到清代，不仅象徵权力，还可以执行帮规，惩治违规的乞丐。（至于有没有布袋，实在是无从考据。）
之二、讨孔子的人情
据说孔子当年曾在陈国断炊，接受范丹的济才不致饿死，因此後世的乞丐供奉范丹为祖师爷。他们挨家挨户向门上贴有春联的商户乞食，替祖师爷向孔子的徒子徒孙讨回一点人情，东汉的范丹是历史上著名的穷汉，和春秋时代的孔子竟也能扯上关系，当然是穿凿附会以讹传讹的结果。
近代乞丐供奉朱元璋的愈来愈多，朱元璋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洪武，幼时孤寒，被送到元觉寺当和尚，但命运多舛的朱元璋又被逐出庙门，落到挨户乞讨的地步，传说敲打牛骨头就是从他开始。
穷家门的人称那牛骨头为“太平鼓”，上面有十三个小铜铃，相传一个铜铃可吃一省，十三个铜铃可吃遍全国十三个省份。当年朱洪武曾北上进京赶考，未中功名，途中忽患伤寒，幸获穷家门人救助始愈。当上皇帝後的朱洪武传旨，从此乞丐使用安上十三个铜铃的太平鼓。
另有一说，唱花鼓行乞源於朱洪武平定天下後，为恢复家乡凤阳的元气，不惜迁徙江南富户十四万至凤阳，并严律私归者有罪。由於连年征战，田地荒芜，凤阳地方流离失所沦为乞丐者甚众。於是移居於此的江南富户每至冬季必扮成穷家门人，藉行乞潜归原籍，久而久之竟以行乞为业。
一首花鼓歌谣唱得好：“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背起花鼓走四方。”
丰衣足食的太平岁月，只要掏掏炉灰、倒倒溲水，穷家门人不难在富贵人家的伙房混口饭吃，甚至将厨余打包带走。遇到喜宴节庆，说唱逗笑逢迎些吉利的顺口溜，更能讨得酒食或赏钱，乐上好一阵子。
当乞丐也得拜师，乞丐头权威无限，负责地盘分配，小乞儿若是不能按时孝敬头儿，挨顿打骂事小，被赶出地盘成为流丐是常有的事，甚至遭受帮内私刑丢了性命，所以“高高山上一根棒，好活一阵是一阵。”
沿门乞食的叫化儿乞丐，不论男女老少、瘸瞎聋哑，都是如假包换的穷家门人。乞丐组织门户森严，分行分类，行有武行、文行；武行有叫街丐、钉头丐，柱头丐、蛇丐等，甚或强讨硬要恶形恶状；文行有响丐（打太平鼓、打竹板说数来宝、唱花鼓等）、吹乐丐、诗丐等哀乞者皆属之。
之三、丐帮开码头
历朝偶见丐帮陋习，每年旧历二、八两月，或是端午、中秋、农历年三节期间，乞丐头公然带领成群结队的乞丐进入城中，向市面上的商户们强打秋风，索讨规费。凡是纳了捐的店铺，丐头就“出一葫芦式之纸给商店，使贴於门，曰：‘罩门’。罩门所在，群丐不至。”
其文有：“‘一应兄弟不准滋扰’字样，或无文字，仅有符号。商店既此纸，丐见之，即望望然而去。”大门贴上红纸黑字的丐条，管保平日没有叫化子再敢登门勒索钱财，就像贴上门神驱鬼一样有效。
若是遇到不肯交纳丐捐的人家，乞丐头会支使群丐终日登门强索硬要，闹得家宅不安鸡犬不宁，非妥协不可。为了避免他们捣乱滋事，官府对他们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非但人数众多，并且一点都不怕被抓进牢里去吃公家饭。
因此，丐头按季带著徒弟逐户收取丐捐，平时遇到红白喜事就伸手索讨喜钱，帮徒日增组织愈密，大丐头俨然成为帮主，划界线分地盘，以防止外来的饥民穷汉来占码头。为了做好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关，惯例将丐捐分为五份：丐头一份，群丐合分三份，其余那一份当然就是用来孝敬当地官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