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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266年[1]—316年[2]），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之后的统一王朝。另与东晋合称晋朝，传四帝[3]。从晋武帝建国开始，国祚51年；从灭东吴、统一全国始，为37年。为了区别于东晋，史称西晋，两晋又被称为司马晋。[4]
三国末期曹魏的大将军、太尉、太傅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都是权倾一时的权臣。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于265年取代曹魏政权而建立新政权，改国号为晋，[5]定都洛阳。280年灭孙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全国。[6]但灭吴后，西晋举国沉浸在奢侈腐败的气象之中。晋武帝出身世族，其家族经过长期发展，早就形成庞大的权贵集团。因此自西晋建立，政风十分黑暗，贪赃枉法，贿赂风行。[7]
西晋时期面临的外部局势是大量游牧部落内迁。关中和凉州的外族已占当地人口一半，这些外族被世族收作奴婢[8]。由于迁入人口数目相当多，与关中一带晋人相差不远。为西晋亡国和五胡十六国埋下伏笔。
曹魏后期，政治日益腐败，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以曹爽为首和以司马懿为首的两个集团的对立和斗争。[11]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曹爽等陪同曹芳出洛阳城南拜谒魏明帝陵，司马懿乘机在洛阳发动政变，夺取了朝中大权，[12]史称“高平陵之变”。
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马懿病死，子司马师继续掌权。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帝。次年，司马师死，弟司马昭当政。甘露二年（257），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司马昭带着皇帝东征，围寿春。次年，寿春破，诸葛诞被杀。经过杀王凌、李丰、夏侯玄、毌丘俭、诸葛诞几个回合的斗争，忠于曹魏的内外势力大体被剪除已尽。[13]
司马懿
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曹髦不甘心做傀儡，于是率数百仆从向司马昭进攻，结果被杀。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政权完全为司马氏所控制。[11]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发动灭蜀汉之战，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等分东、中、西三路进攻汉中。蜀汉则以姜维为首组成抵抗军，据剑阁天险与魏军相持。邓艾遂率精兵偷渡阴平攻占涪城，进逼成都。蜀汉后主刘禅不战出降，姜维闻讯后带部投降钟会，后兵变不成，自刎而死，蜀汉灭亡。[14]
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266年2月8日）[15]，曹魏皇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改元泰始，是为晋武帝。曹魏灭亡，西晋开始。[16]
晋朝本身承接了东汉晚期至曹魏期间的割据局面，地方上世族影响力远超帝王。如司马氏本身就是世族权臣，控制曹魏朝廷，最后篡魏自立。所以司马炎在篡魏得手后，为免其他世族、权臣效法，便分封了各宗室成员为王，在地方上作为维护皇室的力量。同时又颁布“占田令”，限制世族拥有田地的面积和数量。[17][18]
统一天下
参见：晋灭吴之战
司马炎
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司马炎派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荆州，羊祜坐镇荆州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荆州与东吴重镇石城相距最近，晋军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大施恩惠。由于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不时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19]东吴将领们的心已经一步步趋向晋军。[20]
司马炎在襄阳一边命羊祜以仁德对吴军施加影响，一边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公元279年，晋军开始发动灭吴之战，20万晋军直扑东吴，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东吴守军，在巫峡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在江面狭窄处用粗大的铁链封锁江面。晋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晋军在船上载了无数根数丈长的用麻油浇灌的火点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够把铁链烧断。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20]
晋军进攻东吴时，为了吸引守卫建业的吴军兵力，安东将军王浑率一路晋军，由北向南，直取建业。孙皓忙命丞相张悌统率主力渡江北上，迎击王浑，结果沿江东下的晋军乘机攻占了建业。孙皓出降，孙吴灭亡。[20]
由于晋武帝准备充分，时机恰当，战略正确，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夺取了灭吴战争的全部胜利。从此，东吴的全部郡、州、县，正式并入晋国版图。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了。司马炎统一了全国，结束了八十年的分裂局面。[20]
太康之治
灭吴之后为开创新的业绩，司马炎以洛阳为中心，在全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使百姓摆脱了战乱之苦，使国家走上了发展之路。
重视农业生产
朝廷采取措施，从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扩充劳动力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来促进农业生产。泰始二年（公元267年），晋武帝颁布鼓励农业生产的诏令。史料记载，泰始五年（公元270年），汲郡太守王宏认真履行朝廷的旨意，勤恤百姓，疏导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当时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闹饥荒，而汲郡独无匮乏。于是司马炎特下诏褒扬，赐谷千斛。[21]
越窑青釉堆塑贴花动物纹谷仓
后来，司马炎还下令修建了新渠、富寿、游陂三渠，灌溉良田一千五百顷。司马炎于太康元年颁布户调式，推行占田法和课田法。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他们生产获取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都归他们自己所有。这一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22]
通过上述措施的推行，农业生产很快发展起来，出现了繁荣景象。史书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要其业而乐其事。”[23]反映河洛地区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描述说“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24]故有“天下无穷人”之谚。[25][26]“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27]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起来。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28]占田、课田法颁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全国有“户有三百七十七万”。[29]表明剥削减轻致使大量人口恢复了登记，据现代学者推测，西晋至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人口已恢复回3500万人[30]。
保护士族利益
为保持政治稳定，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司马炎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还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以占田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荫其客户，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特权扩大到士人子孙，这是秦汉时世家地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儒宗这一等级的延伸。
西晋的这些措施，无疑给世族地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厚待遇，还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上的平衡。但士族地主特权过大，助长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同时影响庶族地主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